罗家伦四化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思想和革命领袖、“总司令”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那么,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学生领导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主要学生领袖,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

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

(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

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

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