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青四问何建明:你凭什么说李四光把“情敌”打成了右派?
在《名利场》中,何建明曝出一大奇闻:1957年,“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谢家荣“‘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二是反党(其实是反李四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情敌’……” 何建明有事实根据么?半点也没有。但是,没有根据他也要编出来,因为这样新鲜,刺激,更能吸人眼球,哗众取宠。何建明当时是地质部宣传部下属的干部,有关李四光、何长工、黄汲清、谢家荣等人的资料,他手里都有,没有的也很容易查到。1920年秋,李四光留学结束,从欧洲回国,1921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地质教授。《李四光传》(1982年出版)有明确记载:
“1921年,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丁绪贤介绍,李四光认识了丁夫人陈淑的一位无锡同乡许淑彬女士。
许淑彬的父亲许士熊曾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1912年回国,1913年任教育部秘书。……许淑彬比李四光小八岁。许淑彬爱弹钢琴,李四光也会拉小提琴,两人曾在公益募捐晚会上一起义务演奏过。两人认识后,感情日渐深厚。许淑彬任女师大附中教师不久,她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由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哥哥主管。他不太同意妹妹和李四光的婚事,嫌李家贫寒,怕婚后生活有困难。许淑彬的母亲却认为,李四光待人厚道,柔中寓刚;许淑彬娇生惯养,性刚好强,但心地善良,刚中有柔。两人在一起,正好取长补短。老太太既然看中,做哥哥的也就不再坚持了。至于李四光父母,早就盼望仲揆成家,对此事当然是很高兴的了。于是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许淑彬在北京举行了结婚典礼。蔡元培当了证婚人,丁西林、王世杰、陈源夫妇等几位同在东吉祥胡同居住的北京大学同事,以及地质界的丁文江、翁文灏等都来参加婚礼,表示祝贺。”
1921年春,中原大旱。上述募捐晚会,系北京教育界的赈灾义演。李四光回国半年多,就认识了许淑彬,恋爱一年多结婚。婚后十个月,生下女儿李林。李林院士对我讲过,她父母当时一见钟情,父亲更为主动。此外,父亲一生中再没有第二次情感经历,根本不存在他和谢家荣是什么情敌的事,几十年来闻所未闻! 下面,看看何建明在《名利场》中,是如何编织花边轶闻的:
“一些非常贴近谢、李的人说:年轻时代谢、李同时看上了北京女师大的‘校花’吴醒民。吴长得漂亮,且又是位才女,据说追慕者一大群,谢、李两位青年科学家便是其中之二。吴后来做了谢家荣的妻子,李当然没了份。后人据之推测谢、李后来成为一对事业上互不相容的对头,是因为他们首先是‘情敌’而引发的。……时间久了,加上两人内心深处是否依然隐埋着当年因‘情敌’而残留下的那段小肚鸡肠,矛盾必然会公开化。”
何建明虚晃一枪,说情敌一节是“非常贴近谢、李的人”讲的。非常贴近者,首先是谢、李的家人,其次是秘书、学生等。《名利场》出炉时,谢家荣的子女和李四光的女儿、女婿都健在,何建明采访过他们吗?从来没有。何建明问过其他知情人吗?同样没有。《名利场》发表前一年,地矿部作家文乐然在《当代》(1994年第5期)上发表了《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反响强烈。这篇报告文学书写了谢家荣、谢学锦在地质科学和找矿方面的重大建树以及一生遭遇的坎坷——父子二人皆被打成右派,“***”中谢家荣和夫人吴醒民相继自杀。读后,我深感痛惜,慨叹良多,并认定许多地质界同人的评价:在大庆油田普查与勘探方面,谢家荣的功劳仅次于李四光。
《沉重的崇高》发表后,文乐然在聊天中对我讲过他文中没有诉笔的一件事——谢学锦告诉文乐然: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外公(谢家荣的岳父)有次对他说:当年为你母亲推荐的男士有4 个,其中还有李四光;我选中了你父亲,是看他忠厚,可靠……(大意如此)这段轶事,《新生界》编辑部的人也知道。
谢学锦外公的话,是说当初吴醒民可以选择的,都是卓尔不群的青年才俊;由他作主,为女儿选定了谢家荣。这里面,并没有说李四光是否知晓好心人的介绍,也没有说李四光经人介绍认识了吴醒民,更没有说李四光追求过吴醒民,没有追到手而怨恨谢家荣。从李四光传记看,热心人可能不知道李四光同许淑彬定情、恋爱一事,李四光也未必知晓有人向女方推荐自己。
这种美意牵线、未必通达的事,现实生活中常有。
但《名利场》写得很肯定:“谢、李同时看上了北京女师大的‘校花’吴醒民”“据说追慕者一大群,谢、李两位青年科学家便是其中之二。”就是说,李四光参与了追逐,最后失败。谢学锦先生听说《名利场》中有“谢家荣和李四光是情敌”一说之后,非常反感、厌恶,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下面,甄别一下李四光“打右派”的怪论。
反右派是***决策,***亲自部署,各级党组织贯彻实施的一场重大政治运动。从常识讲,李四光当时不是党员,不可能参与其中。可到了何建明笔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四光与大师们考验‘交情’的第二个回合要数那场‘反右’斗争了。……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入‘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而李四光则在1958年加入中国***,并且稳如泰山地坐在地质部长的位子上,并且一直到死。(汉语词汇字中没有“科坛”一词——奚注)
那时,在他过去的朋友、同事眼里,李四光已是“见死不救”或者‘背地里悄悄踢一脚的人物了’。理由是,他是部长,至少可以出来说几句话嘛而他没有说。
谢家荣因反苏联专家和“反党”而被打成大右派,许多人看到这里一定会站出来说李四光的不是了,或者说是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应该说党组决议时他肯定不会在场。但他是一部之长,加之***等领导人对他的看重,他的一言一语对党组的定夺是很有影响力的。”
何建明给李四光的定性是:“见死不救”,“背地里悄悄踢一脚”, “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理由是:“他是部长,至少可以出来说几句话嘛而他没说”。请看《李四光传》的记载:“1957年1月,李四光因患肾脏病,经组织批准赴杭州疗养。”3月,周总理看望了他。“7月,李四光从杭州转青岛疗养。9月,李四光的肾脏病加重,发现小便带血,背部生疔。经青岛疗养院X光检查,左肾有一个圆形的阴影,认为有肿瘤嫌疑,建议作进一步鉴定。同北京联系后,请来了内科专家马万森大夫和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大夫。他们认为应速返京会诊,进行手术治疗。……11月,李四光从青岛回到北京,住北京医院,继续观察。在住院期间,***总理先后三次前来探望。……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的努力下,手术顺利地做完了。
最后证实,李四光患的不是肿瘤,而是肾结石把左肾磨了个大水泡,但因病情在发展,整个左肾还是被切掉了。……12月中旬,李四光来到庭院深深的颐和园介寿堂疗养(时为***的疗养院——奚注)。……1958年6月,李四光转青岛太平角疗养。”
可见,1957—1958两年间,李四光都在患病、治疗、手术、疗养之中。在反右运动的高潮时段,即1957年夏季并整个下半年,他病情最重,做了左肾切除手术。他已年近古稀,难以正常过问部里的工作,部党组不会也不可能向他通报或“商量”反右派的事。
患病前,李四光想参加中国***,又怕自己不够格,没勇气提出来。
他衷心钦佩和拥戴***,但为自己没能亲身参加同***反动派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深感惭愧。在这种恭谨的心态下,他会过问、干预地质部党组的反右运动么?
从种种引文来看,何建明写《名利场》之前通读过《李四光传》。倘若不明真相,对李四光有所猜怨还有算有点借口;而明知李四光患病、手术等相关情况,却硬说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则纯属栽赃陷害!
《名利场》发表后,1950年代的地质部副部长卓雄还健在。他对部里的同志说:1、谢家荣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反苏”,由何长工与他共同决定的,跟李四光一点关系都没有;2、说谢家荣反党,并且就是反李四光,同样没有事实根据。《何长工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印证了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反右,如果我能减少些失误,就有可能多保护几个同志,让地质部少划些右派,那我今天就可少一点遗憾,少一点对自己的责备。
在此回忆之际,我谨向这些受委屈的同志深表歉意。”
谢家荣被打成右派后,离开了应有的岗位。在担任地勘司总工程师和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期间,谢家荣贡献很大。何建明虚构谢家荣反党即反李四光,李四光因之把谢家荣打成右派,在北京中级法院的法庭答辩中,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对所谓因“情敌”而报复一说,同样理屈词穷。
下面,顺便谈一下李春昱。《名利场》中写道:
“据说李四光当部长后,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查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部长李四光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
言外之意,又是李四光把李春昱打成了右派。由于何建明处处造假,虚编故事,他所描述的李春昱当面扔聘书的事,实在难以使人相信。在《名利场》中他也未曾提出可信的证据,解放后,他和黄汲清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地质专家和技术骨干。当时,全国地质工作者非常少,任用其中某些人到第一线去当地质队队长确是工作的需要。那时地质队也很少,出任队长的无人不是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而且地质学家酷爱野外工作,一般都愿到第一线,并不是何建明想象的就愿留在机关。
我就读的长春地质学院,是1952年9月建立的全国第一所高等地质院校。在1956年之前,该校只有专科毕业生,因为野外工作太需要人了,等不及本科生。那时的地质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出校门不久就会成为顶梁柱。
但这些年轻人毕竟太嫩了,还当不了地质队长或技术负责人。在这种情势下,让李春昱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去当地质队长,挑大梁,同时带一下年轻人,肯定是工作需要。李春昱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竟然在部长和老师面前耍脾气,扔聘书,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何建明是怎样知道的,并把这种不服从上级调动的错误行为,竟写得“大气凛然”,“威武不屈”,成了抵制李四光“在他眼里掺沙子”的正义之举。什么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此其例也!
《李四光传》中倒是有一段写到1950年,李在主持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期间的情况:“当然还有个别人感情上有对立,甚至发生过退回聘书事,不愿担任分配的职务。对于一时思想不通的人员,李四光只好耐心地等待了。”但不能确定是不是就是李春昱,如果是,也不能证明有过何建明描述的情景。何况事实上李春昱在1950到1953年并,没有不接受去东北的任务。
请看李春昱的履历:1950年任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总队长,1951年任渭北煤田普查大队队长,1953年任华北地质局总工程师,1956年任地质部北方总局总工程师,1958年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区域地质室技术负责人,1965年任全国区域地质测量局技术负责人(建国初期,技术负责人与总工等同)。就是说,在李四光主持地质工作期间,李春昱始终是司局级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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