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是吴祖光的亲子吗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我所在的开封育才中学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

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

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

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有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从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

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的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

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团’通讯员,干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

在接受台湾省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老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

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

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下发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

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而是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繁荣昌盛才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