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闪光——评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如今,泰戈尔诗集早已不难找。英文版的,可以从网上搜到;没有能力或是更愿意读中文版的,除各种选本、中英对照版外,还可以去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泰戈尔诗选》(冰心、石真译,1958年初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1990年初版),它们都曾再版过多次,前者还被当作课外阅读书目之一,在近年再次重印,换了一种设计平凡的封面,向全国学生们推荐。

尽管所谓的《泰戈尔散文诗全集》并不全,另外读完《泰戈尔诗选》,泰戈尔的大部分诗作就能读到了。然而,这就够了吗?读这两本书时,泰戈尔是否往往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寻找上海新文艺版的泰戈尔诗集。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从1981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套诗集重新出版,且比以前品种更全,如吴岩译《情人的礼物》,便初版于1984年。这套书,1987年曾经全部重印过。这就够了吗?如果读完它们,泰戈尔还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那就远远不够。这时,你需要寻找人文版的两种单行本,作为补充:

郑振铎译《新月集》(1954年初版)

冰心译《吉檀伽利》(1955年初版)

至少到1989年为止,这两种可爱的小书都重版过。这该够了吧?

还不够。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那还不够。

因此,你该回到过去。为西谛译诗痴迷的人,请随我来。

让我们一起翻开《文学周报》,从逝去的年代中寻回郑振铎译泰戈尔诗。

寻回那些纯净且美好的译诗,寻回被他们扭曲的泰戈尔。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谛译泰戈尔诗,请随我来。

二、综述《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

在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时名《文学旬刊》,至第81期起名《文学》,至第172期始名《文学周报》)上,可以看到两首“太戈尔”(泰戈尔)诗:

一是《毁谤》,徐培德译自《新月集》;

一是“《园丁集》第67首”(实为第70首,报纸刊登有误),[亻民]译。

在这两首译诗发表的前后,西谛也在陆续译泰戈尔诗。

1922年夏天,郑振铎选译的《飞鸟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257首译诗,“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郑振铎《飞鸟集》新序),其余69首诗补译于1956年;1923年秋天,郑振铎选译的《新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31首译诗,其余9首补译于1954年。

在1923年8月之前,王独清(1898~1940)译《新月集》已由创造社出版,这很可能是《新月集》的第一个全译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初版的《星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中,有一份《最近文艺出版物编目》,其中提到:

飞鸟集,太戈尔著,郑振铎选译 文学研究会丛书太戈尔诗选本

新月集,王独清译 创造社出版

为什么将王独清译本的出版时间限定在1923年8月之前?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文学周报》上,刊有一篇郑振铎《太戈尔新月集译序》,其中提到:

后来王独清君译的《新月集》也出版了。我更懒得把自己的译下去。许多朋友却时时催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他们都说王君的译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译的必要。那时,我正有选译太戈尔诗的计划,便一方面把旧译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参考王君的译文,又新译了八九首出来;……原集里还有七八首诗,因为我不大喜欢它们,所以没有译出来。

……而太戈尔之写这些诗,却绝非为儿童而作的。……这正如俄国许多民众小说家所作的民众小说,并不是为民众而作,而是写民众的生活的作品一样。……

十二、八、二十二。

从这些介绍看,王独清的译文也许采取了象征派手法,或者干脆用古文译的,所以才不容易懂吧。即便如此,对这种译本也有了解的必要。可是,这里引用的这两段话,在人文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却只能找到几个字,尽管那里也收录了这篇译序,但又改又删,已非全貌。我曾经以为,这篇译序原本就是人文版《新月集》中印的那样——这个骗,已经受了十多年了。

同样,在上海译文版《飞鸟集》中所收的序文恐怕也非昨日颜色,但我在《文学周报》里查不到它,但找到两篇郑振铎谈《飞鸟集》的文字,其一刊于1923年7月22日出版的第80期,题为《再论飞鸟集译文——答梁实秋君》(另一篇见第79期)。从文章看,估计当时王独清译《新月集》已经出版,且为全译本,所以梁实秋才披着不赞成全译本的外衣闹事。于是,西谛这样回答他:“我最佩服梁君的同学闻一多君的批评态度”。

的确,闻一多的批评态度才是好的,虽然见解与郑振铎等不尽相同。1923年12月3日第99期《文学周报》上,刊出一篇闻一多从美国邮寄来的《泰果尔批评》。郑振铎一面表示不完全赞同,一面表示欢迎他的批评,两种态度都是真诚的。闻一多的这篇批评,用词不无挖苦之意,却很有些深刻见解,如这一段:

“哲理本不宜入诗……泰果尔也曾拿起Ulysses底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得过来。泰果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界,他并不爱自然底本身”。

从泰戈尔诗看,尽管他爱的的确是“泛神论的自然界”,却无损于他诗歌的美。

此外,在《文学周报》还能找到两条《小说月报》广告。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11月19日出版的第97期《文学周报》上,分别能看到《小说月报》第14卷9号“太戈尔专号上”目录和第16卷10号“太戈尔号下”目录,从中可知,除郑振铎外,茅盾、赵景深也选译了泰戈尔诗集:

《歧路》选译——沈雁冰

《爱者之赠遗》选译——郑振铎

《新月集》选译——郑振铎

《吉檀伽利》选译——郑振铎(以上见“太戈尔专号上”)

《爱者之贻》选译——郑振铎

《园丁集》选译——郑振铎

《采果集》选译——赵景深

这些译文都是值得期待的,可我缺乏买到这两期《小说月报》的运气,就只能在下面老老实实地谈收入《文学周报》的西谛译泰戈尔诗。我想,其中的部分译文大概也曾在《小说月报》的“太戈尔专号”上出现过,因为有时《文学周报》也会选刊《小说月报》上的文章。

三、较量: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的简单比较

王独清、茅盾、赵景深的译本没有见到,以上提到的其他译本,都在我的手中。那么,就让我用郑振铎译《新月集》的人文版单行本,还有《文学周报》刊西谛译泰戈尔诗与其他译本一较高下——当然,以下仅仅是我个人观点。

此前,先列出1923~1925年《文学周报》刊出的西谛译泰戈尔诗目录。目前,据我未必完全的搜寻(如有新发现,将再次补充),它们共19首:

第81期(7月30日),太戈尔诗一首(《爱者的赠遗》)

第82期(8月6日),太戈尔诗三首(《园丁集》,第28、34、46首)

第83期(8月13日),太戈尔诗三首(《歧路》)

第93期(10月22日),太戈尔诗选译(《爱者之贻》,3首)

第94期(10月29日),太戈尔诗选译(《园丁集》,第2首)

第95期(11月5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17、18首)

第96期(11月12日)杂译太戈尔诗(《园丁集》,第35首)

(以上刊1923年《文学周报》)

第158期(2月2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4首)

第159期(2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6首)

第160期(2月16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9首)

第163期(3月9日),太戈尔诗杂译(《园丁集》第13首)

第164期(3月16日),园丁集选译(《园丁集》第19首)

(以上刊1925年《文学周报》)

从这个目录看,《爱者之贻》原来的译名是《爱者的赠遗》,后来才变得那么完美,并为石真的译本所采用。那么,石真译《爱者之贻》又如何?就用它开始比较吧。

《爱者之贻》第十三首(石真译)

昨夜,在花园里,我向你献上青春洋溢的醇酒。你举起杯儿,放在唇边,合上双眼微笑着。我撩起你的面纱,拨散你的长发,将你那宁静而又洋溢着柔情蜜意的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昨夜,月光梦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13)

还不错,是吗?且再看第9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爱者之贻》第十三首:

昨夜我在花园里,献我的青春的白沫腾跳的酒给你。你举杯在唇边,开了两眼微笑着,而我掀起你的面幕,解开你的辫发,把你的沈默而甜柔的脸妆在我的胸前,明月的梦正泛溢在微睡的世界里。……

就算并不准确,西谛的译文也比上面的好得太多。再来看看第83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歧路》第十二首的全文:

我的心呀,紧紧的握住你的忠诚,天要黎明了。

“允诺”的种子已经深深的埋在土里,不久便要发芽了。

睡眠如一颗蓓蕾,将要向光开放它的心,沈静也将找到它的声音。

你的负担要变成你的赠赐,你的痛苦也将烛照你的道路,这日子是近了。

石真将这个集子译为《渡口》,这一首的译文是:

心儿呀,不要沮丧,天将破晓,黎明即将来到。

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土中,终将发芽,破土而出。

睡眠,像花蕾,就要向着光明敞开胸怀,沉默终将发出声响。

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你的路程,这一天即将到来。(收于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238)

这一次,西谛的译文要好得更多。

再来简单比较一下《园丁集》。如第94期《文学周报》所载西谛译《园丁集》第二首中的一句:

“如果我在生的岸上,熟思死和未来,那末有谁为它们编造热恋的歌呢?”

这一句,吴岩译作: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末,有谁来谱写他们的热情的歌呢?”(吴岩译《园丁集》P4,上海译文版)

冰心则译作:

“如果我坐在生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浙江文艺版《泰戈尔散文诗全集》P43)

冰心的译文稍好些,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西谛译文。不要说郑振铎,别人译的《园丁集》也可能更好些。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学周报》上刊出的那首 [亻民]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部分为:

我记得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浮一只纸船在小溪里。

那时正是七月的一个阴天,

我快乐的做我的游戏,

浮我的纸船在小溪里。

吴岩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我童年时期的一天,我浮一叶纸船在沟渠里。

这是七月里潮湿的一天;我独自一人,玩得好生高兴。

我浮我的纸船在沟渠里。

冰心译《园丁集》第70首开头是: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冰心的译文稍好,但以上哪种都比不上[亻民]的译文。虽然不知西谛是否译过《园丁集》第70首,但从[亻民]的译风看,他译的泰戈尔诗照西谛还有一大段距离。

郑振铎译《吉檀伽利》不可见,无法与冰心译本相比,下面惟有比较一下几种《新月集》译文了。第30期《文学周报》刊出的徐培德译“太戈尔”诗《毁谤》,第一句就叫人讨厌:

“为什么原故有那些眼泪在你的眼睛里,我的孩儿?”

这一首,在人文社版郑振铎译《新月集》中名为《责备》,该句译文为: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不知冰心是否专门译过《新月集》,但冰心译《吉檀伽利》的第60、61、62首,即郑振铎译《新月集》中的《海边》、《来源》、《时候与原因》这三篇。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冰心的译文比较拘谨、冷淡,无法体现出诗中特有的那种男子,尤其是泰戈尔那样的男子在诗中流露出的(与女性比较而言,绝无对女子的贬意)热情、率真及泛爱胸怀。

冰心的译文,本是好的,与郑振铎相比,竟黯然失色。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译者是否不能够与作者相互“重叠”,成为相似甚至相同的一个。

泰戈尔诗中,“孩子气”与“成人气”往往不相上下,里面有夜月般的沉静,水晶般的通明,儿童般的天真,对自然界的泛爱,可也有烈火般的激情,智者的感喟,不媚权贵者的桀骜。因而,泰戈尔的诗终究是阳性的,读了它们,恍如看到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阿基米德——为了所追求的,甚至不惜生命,痴,然而诚。

故此,《新月集》这一类的诗集尤为难译。然而,对郑振铎来说,这些都不在话下,尤其是《新月集》,而他译的《新月集》也的确可以用绝美来形容,因为,他不但能够与泰戈尔相互“重叠”,且同样具有《新月集》中的浓烈“孩子气”。

别的泰戈尔诗译者,却往往不能够如此。写过《寄小读者》、《小桔灯》的冰心可以算有一点“孩子气”,但与西谛比还嫌不够,她的《小桔灯》等文字里面,终究还不脱隔膜口气,她译的泰戈尔,也拘谨了一些。

郑振铎的“孩子气”到底有多重?请让我引用几段叶圣陶为郑振铎夫妇编选的童话集《天鹅》所作的序文说明:

安徒生有童心,人称他为“老孩子”。因联此想,振铎的适当的别称更无过于“大孩子”了。他天性爽直,……这种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情态,惟有孩子常常是这样的。

朋友们举行什么集会,……往往轮流讲个笑话,……论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他访问朋友的家里,……总先去找那些孩子,……孩子们当然高兴,……尽闹尽舞,常常有压扁了他的帽子弄破了他的眼镜的事情。到他想要走时,也许并没有同主人谈过一句话。(《天鹅序》,原载《文学周报》1924年12月1日第150期)

“孩子”而且“老”,才能写出《新月集》这样的文字,才能将《新月集》这样的文字完美地译成中文。

翻译泰戈尔诗,当然绝非西谛的专利。然而,有西谛在,泰戈尔便不会给你“不过如此”的感觉。

西谛译泰戈尔诗,将永远闪光。

我希望,最终可以读到所有的西谛译泰戈尔诗。

最后,让我用以上的所有文字作为郑振铎先生的怀念——没有他,国内文坛是寂寞的,始终是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