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与孙震 抗日名将孙元良与影星秦汉
活跃于两岸的著名影星秦汉参与演出的影片《云水谣》,今年6月24日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正当各界肯定秦汉在影片中的精湛演技之际,这位资深演员的心中却有着无尽的哀思,因为他的父亲——抗日名将孙元良将军,才在上月(5月)25日过世,享年103岁。
孙元良与秦汉,很少有人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折不扣的父子关系更是少有人知。直到6月10日,孙元良的亲属在台湾《联合报》上刊登讣闻,告知天下孙将军的遗体于6月9日火化安厝,“骨灰坛葬于宝岛台湾,将适时迁葬南京”,大家方知晓:这位黄埔一期学员、战功彪炳的孙元良大将军,他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就是天下闻名、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
秦汉在影视圈活跃近40年,但极少提及父亲就是抗日名将孙元良。亲近的好友们都知道他不愿沾父亲的光,也反映出孙家人的天性低调。过去,他被友人问及父亲情况时,仅微笑表示:“他很好,很健康,谢谢关心。”所以,外界多半不清楚孙元良与秦汉是父子,还以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1.“父亲不太提当年勇”
对于秦汉从事演艺工作,孙元良非常开明,尊重秦汉的抉择,并没有按老观念,将演员视为不入流的戏子。秦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在他家7个孩子里,父亲最宠爱他:“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把我抱在膝上说故事,说的是《封神榜》、《西游记》中一些经典的故事。长大之后,从事演员工作,父亲也赞成,而且说‘行行出状元’。”孙元良的开明还体现在,不仅儿子秦汉从影,连秦汉的独子孙国豪投身演艺圈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孙国豪透露,他第一次到香港参加电影《白发魔女传(二)》拍摄时,爷爷就写了几封信让他随身带着。信里除了勉励他好好工作之外,还特别叮嘱:“不要迟到,不要因剧情需要而抽烟、喝酒。”由于孙家的家教开明中不失规矩,秦汉、孙国豪在演艺工作上的表现,向来为圈内人所肯定。
秦汉在演艺圈内相熟的长辈马汉英表示:“秦汉不提父亲孙元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父亲战功彪炳,他不能有辱父亲威名,所以他努力表现,但从不肯提父亲。不过内心深处,一直以父亲为荣。”
事实上,秦汉对父亲孙元良的功勋,年幼时并不太了解,成年后通过父亲的回忆录,他才知道一些往事。秦汉说:“父亲不太提当年勇。他当年经历的惊涛骇浪,都是我在30多岁之后,从他的回忆录里看来的。父亲大半生戎马生涯,那时正好是近代中国最动乱的时刻,他参与了许多战役。父亲不喜欢战争,面对日本侵略,他是‘躬逢其会’,迫不得已。父亲经过惨烈的战役,对生命的脆弱深有感触。”
孙元良生于1904年,四川省成都市人,父亲孙廷荣曾任清朝朝廷知县,叔父孙震为川军将领,抗战时期担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幼年在私塾学习,1922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24年考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2.浴血抗日战功彪炳
1926年,孙元良赴日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进修,不久辍学返国,担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第二师第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等军职。抗战期间,孙元良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其中以1932年的“1·28淞沪战役”、1937年的“8·13淞沪会战”、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944年的“贵州独山战役”最为重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1·28淞沪战役”,孙元良率领第259旅坚守庙行镇11天,军官伤亡89人、士兵伤亡1400余人,坚守阵地,挡住日军攻势。这场战役当时被国际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获颁“宝鼎”勋章,并擢升为第88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8月1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淞沪战役,也就是“8·13淞沪会战”。孙元良率第88师,死守闸北76天,伤亡惨重到补充过5次,每次补充几个后备团,打到最后的补充兵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孙元良浴血奋战,与所有抗战人士一起,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梦想。孙元良战后获颁“云麾”勋章,并晋升为第72军军长。
在这场会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事迹。孙元良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第88师第524团团附(级别在团长、副团长之后的军职)谢晋元中校。八百壮士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也让世界刮目相看。
1937年12月,日军进犯南京。孙元良指挥第72军防守安德门、雨花台一带,辖下第88师的3个旅长阵亡两个,6个团长阵亡3个,营长阵亡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八成,士兵伤亡难计其数。南京撤守后,孙元良却被人诬告军纪不良,遭撤职查办,投监羁押42天。
1944年冬天,已复出的孙元良,担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军长。日军集中主力攻陷贵州独山,准备直捣重庆。孙元良率第29军援救,在欠缺车辆运输的情况下,多以徒步行军,最后一段还得穿越相反方向行走的溃军和难民。他指挥先头部队900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孙元良也因此战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因和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有过节而未获重用,先后出任南京附近的常(熟)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等次要军职。国共内战爆发后,孙元良出任第16兵团司令官,1948年率部参加淮海战役,遭华东野战军包围后,12月6日自行突围,所率多数被歼。这场战役的失败,孙元良始终耿耿于怀,成为心中难以忘却之痛。
3.到台湾后报请退役改行经商
1949年,孙元良率第16兵团残部驻守四川,由于所率第41军、第47军通电起义,他只好搭机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湾。
孙元良到了台湾后,与他有宿怨的陈诚正是炙手可热,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纵使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仍然面临投闲置散的命运。孙元良几经衡量,自认在军中已无发展机会,决定报请退役,领了薄薄几千元的退休俸,改行经商,自食其力。
4.多位抗日将领到台后被冷落
其实,不光是孙元良,多位抗战时期的将领,如指挥“太原会战”的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打赢“台儿庄会战”的“参谋总长”白崇禧、在粤北击退日军的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九一八事变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王铁汉等,到台湾后均不再领兵,担任“战略顾问”的闲差。
最惨的则是在中印缅作战中击败日军、扬威异域的孙立人,由于他和美方的关系,在台湾初期曾出任“陆军总司令”,但当蒋介石获得美援后,孙立人改调“参军长”的虚职,1955年更被诬陷涉及部属发动兵变,而遭蒋介石下令,在“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下,软禁家中长达33年,直到1988年才获自由。
5.将军卖面养鸡活到103岁
孙元良从军人转为商人,一路走来相当辛苦,他先远渡日本开餐厅,后回到台湾,在高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秦汉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那时,我年纪还小,记忆中父亲曾穿过军服,忙进忙出。我们住在台北北投区,家里养鸡、养猪,和大多数当年的台湾人一样生活。后来,父亲离开台湾,到日本经商,一度卖面维生。有人说他是‘将军卖面’,但父亲不以为意,他说:这是自力更生。父亲从日本返台后,到高雄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工作。”
孙元良的豁达与韧性,加上重视养生,活到了103岁高龄。被媒体问到养生之道,孙元良说:“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腌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没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
孙元良还说:“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恺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被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中弹负伤住院。除此以外,我与医生无缘。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修剪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50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
6.父慈子孝
低片酬拍《南京大屠杀》
秦汉近年来转向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在台活动非常低调,但他和父亲孙元良的互动,丝毫不受影响。其好友云中岳透露,秦汉只要在台湾,每周都会到台北阳明山麓探望父亲几次,“一起散步、吃饭,他们之间是父慈子孝的最佳典范。”
孙元良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赫赫战功,台湾年轻一辈并不了解。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积极推动去“中国化”政策,将抗战史实弃之不顾。
尽管如此,但孙元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容磨灭,孙家后人更是烙印在心底,永志不忘。
受父亲孙元良影响,几年前,秦汉接受了很低的片酬,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电影的演出,为的就是要证明日军在抗战期间残杀中国百姓的暴行。秦汉说:“那年,我在南京拍摄这部电影时,想象父亲当年奉命率第72军据守南京,打一场不可能赢的仗;想象当时伤亡惨重的场景,格外感伤。”
的确,就是这种感悟,让孙元良与秦汉两父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看似走的是平行的两条线,走着、走着却又交叉成一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