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理投资 上海文艺责编郑理:投资人更多时候是投资情分

备受上海出版业界关注的新一届上海出版人奖、上海出版新人奖日前揭晓,15位来自出版领域各行业的优秀出版人获评上海出版人奖、15人获评上海出版新人奖。

上海出版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一些著名出版家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传颂的故事。今天的上海期待着出版业新的超越,如今的出版已不再是单纯意义的出版概念,对出版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次“上海出版人奖”、“上海出版新人奖”的评选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将评选领域大大拓宽,最终公示的30位获奖者,不仅出自传统的图书、期刊出版和印刷、发行等领域,也出自新兴的数字出版、版权等领域;有来自国有出版单位的,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民营企业。

与以往不同的是,个人能否在整个出版业的转型中贡献新思维、新技术、新经营管理模式和新商业业态,能否帮助传统出版领域进行转型升级,成为了重要的考评标准。

从今天起,文汇报对6位“上海出版人奖”的获得者和4位“上海出版新人奖”的获得者进行连续跟踪报道。以期通过速写他们的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勾勒出近年来上海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新风。

6年前,39岁的郑理获得了“上海出版新人奖”。在其他行业,39岁怎么算是新人呢?但在依靠积累的出版业,两获“五个一工程奖”真的只是起步而已。《山高水长》《国家命运》这两部主旋律作品,帮郑理跨出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这些年来,升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室主任的他心里多少有些憋屈。“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等’着那么一部书稿,一部真正通向市场、被读者认可、有影响力的优秀原创小说。”郑理说。

一部书稿和一个编辑的缘分

说起这次帮他获得“上海出版人奖”的小说《繁花》,郑理认为自己“等”到了。最初,《繁花》还未在《收获》刊发,一次饭局上,作家蒋一谈提到这部小说,用的是“很佩服”3个字。据郑理回忆,“当天晚上,不知谁给《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打了电话,老金应邀而来,并带来了几十页手稿,大约有几万字。”这便是郑理第一次接触《繁花》,看了那几万字,他当下有感于文字的特色,至于结构什么的,面目还是模糊的。

2012年的夏天,七月流火。郑理与《收获》副主编钟红明的一通电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钟红明是我很信任的老大姐”,电话里钟红明对《繁花》的一番推崇,使郑理心头一动,当晚他重拾起《繁花》,并用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

最后一页轻轻翻过时,郑理生出这样的感慨——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啊!他说:“我感到了老金多年的积累,通过语言喷薄而出,他打动了我。”第二天,郑理就向社里提出,要出《繁花》单行本,他的动议很快得到通过。

米饭面条趁热吃。一般说来,小说单行本最好的出版时机,是在文学期刊首发后不久。但《繁花》从在《收获》(春夏卷)刊行引起文学圈的关注,到单行本面世却隔了大半年时间。这让许多关心《繁花》的读者错愕不已,很多人认为,《繁花》单行本“拖”掉了最好的时候。

但郑理不这么看。他告诉记者,不同的书稿有着不同的命运,一本出自非知名作家之手的作品,需要给它点时间,让口碑渐渐扩散。与此同时,《繁花》的作者也提出,需要对书中写到的大量老上海历史细节进行不断地考证和修改。

每次老金有新的修改稿过来,郑理都不厌其烦地将修订之处逐字逐句地核对,汇总到印刷厂,又再三叮嘱将修印后的书页发回,由他再看一遍。此外,郑理还要考虑单行本的版面语言。他留意到,《收获》上曾刊登作者为小说而创作的三幅插图,画的是老上海的物件,那种即视感让郑理觉得很有趣,仿佛一下子把人拉回到特定年代。在他的提议下,金宇澄又一口气画了20多幅插画,后来都被收进了书里,《繁花》的单行本较之前变得更立体可观了。

至于封面设计,也是煞费苦心的。郑理与作者都认为,《繁花》已经很热闹了,封面应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那才是文学本应有的底色。最后选用了特别有触感的纸张,并采用古体字烫黑的方式来“写”书名,受到了一致好评。等一切尘埃落定,已近2012年的年底,凭多年做出版的经验,郑理认为年底并非销售的好时机,“匆促上马,容易把一本好书给埋没了,《繁花》可以等到明年开春再来发行”。

事实证明,郑理这种上海男人的事无巨细与精打细算是对的。2013年3月,《繁花》单行本上市,3月20日《繁花》在沪召开作品研讨会,包括《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评论家程德培在内的沪上文学评论家们都给予这部小说高度评价。

北京的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还专程飞抵上海,在发言中对作品不吝赞美。郑理还给陈晓明、李敬泽、陈福民、粱红英、何向阳、彭学军、施战军、吴义勤等京城评论界“大腕”一一寄去样书,让他们先睹为快。所以,当2013年10月,《繁花》再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之时,所有人都已经非常熟悉这部作品了。

《繁花》的启示:“看作品”仍是最重要的

直到今天,郑理依然保持着说话实在、言之有物的行事风格。他说,自己只是尽到一个编辑的职责,尽力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在记者的追问下,他才说出已经连续3次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及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并四获国家级出版大奖。

郑理说,这些年评奖本身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从过去更强调宏大叙事,变得更讲究文学性和可读性,畅销书更多地进入了评奖视野。在这种情况下,“畅销书也要考虑,如何体现‘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精神”。

《繁花》给郑理的启示是,做编辑,“看作品”仍是最重要的。他说:“作为文学编辑要主动,要善于挖掘作者,善于发现新颖的审美和叙事,不要以固有的眼光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按固有眼光,像《繁花》作者那样非小说家出身的作者,是很容易错失的。”

和郑理交往过的作者,对他最多的评价是“靠谱”。作家邱华栋曾向郑理讨过一本书,只是随便一说,而且那书根本也不是郑理做的。没有想到,大半年后,就在邱华栋自己都快忘了时,书却送到了他手上。这个不轻易承诺的上海男人,一旦答应了对方的事,总是千方百计地把事帮别人办好。

和他合作过的作者,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信任。《山高水长》和《国家命运》的作者之前就把《红领章》和描述我国“风洞实验”历程的《国风》书稿,交给了郑理,愉快的合作让他们放心把之后的书稿也毫无顾虑地交给他,最终获了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