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点论志 从评点“曾点气象”看朱熹论涵养与工
朱熹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在当时,自周敦颐、邵雍发端,探讨所谓的“孔颜乐处”、“与点之乐”者蔚然成风,时人对“曾点气象”更是赞颂有加:如被朱熹敬为师长的二程及其高足谢良佐都对曾点评价很高。
程颢说他是“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谢氏则说“夫子与之,非只乐其不愿仕,推曾点之学,虽禹稷之事固可以优为,特其志不存耳”,“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 ‘列子御风事’近之”(《论孟精义》卷七) 。这在当时都为人所津津乐道,也确实对朱熹有很深的影响。事实上,朱熹后来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也多是围绕着对以上观点的扬弃中进行的。
据朱熹自述,他早年曾“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晦庵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书一》) 。在此期间,朱熹也有过所学驳杂、好高骛远、“于日用之际欠却本领一段工夫”(《晦庵集》卷六十七,《已发未发说》)等多种弊病。
可以说,朱熹早年的经历与他日后所激烈批判的那种曾点式的,“徒骛高远却疏于个人践履”(晦庵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的弊端极为相似,而朱熹后来对曾点问题的关注也与他对这一经历的深切反思是分不开的。
在受学于李侗后,受李重视“理一与分殊之辨”的影响,朱熹开始重视“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其下学工夫由博返约,转向对儒学之理的探求与实践。与此同时,朱熹先后做诗吟咏曾点:“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
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晦庵集》卷二,《教思堂作示诸同志》) 。
此诗多少反映出了朱熹当时志在走出佛老的影响,寻求儒家自有之乐的心情。但是,朱熹以吟咏“点颜乐处”作为对其泛滥于佛老之学的终结,表明此时朱熹仍然对此前曾多次关注的“销尘累”问题十分挂心。可能是在他32岁时,他还做《曾点》云:“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
”(同上)钱穆先生认为,朱熹此诗连同其同时期的一些吟咏春意与生机的诗作都体现着他在为学工夫上抛弃佛老的主静而重视自然生意与大化流行的新境界[2]。
但是,当时朱熹对其师李侗主张由体验“未发”以见道的为学之路并不认同。在李死后,朱熹转而接受张主张在已发之际察识念头的为学工夫,但他很快发现张氏之学有不重涵养“大本”,空疏玄远的弊端。
经过个人的艰苦思考,以及对以上两种主张的扬弃,朱熹最终确立了其具有理性主义色彩,融“主敬”涵养与“穷理”致知为一体的为学宗旨。由此而发,朱熹既力倡日常生活中平实的做人态度和扎实的下学工夫,又时刻不忘牢守他建立在涵养“气象”之上的本末之辨的主张,希望通过对涵养“气象”这一大本的提倡来提升世人的生活境界。
与此同时,朱熹开始与极力渲染“曾点气象”的核心是“洒落”的心学思想开始出现分歧。
出于对自己过去偏失的深刻反省,更有感于时人或是漠视理欲之辨、或是忽视下学工夫的忧虑,朱熹基本上确立了他对“曾点气象”既有肯定,又有批判的复杂态度。此后不久,虽然在编辑《论孟精义》时还广泛收录了二程及其弟子们对“曾点气象”的较高评价,但他很快认为张论曾点“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耳”的说法是,“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又认为谢上蔡对曾点的评价“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晦庵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书论癸巳论语说》) 。
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经过中和之悟,思想趋于成熟后对“曾点气象”问题看法的相应转变。在他48岁成书的《论语集注》初稿里,朱熹首次正式提出了他对“曾点气象”的看法。
从与《集注》初稿同时成书的《论语或问》看,朱熹《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节的注解是:“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等(《论语或问》卷十一) 。这里,朱熹说曾点“见道无疑”,“道”无疑指的就是天理,就目前资料而言,这是他对“曾点气象”进行理学化阐释的最初尝试。
他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有意是要突出曾点的志是儒家的志:《论语或问》评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
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的澄清。朱熹对曾点的评价一方面在沿袭大程子对曾点的较高评价,承认曾点近乎“尧舜气象”,另一方面也在有意渲染曾点“见道”的理学色彩,并强调不可以把曾点和“异端无实之妄言”相比附。
这是朱熹鉴于谢氏对曾点的评价有佛老倾向的反动。不过,在这一时期的《语类》中也载有朱熹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语类》卷四十,据《语类》所附《语录姓氏》,此条为朱熹次年的语录) ,这也比程颐认为曾点只是“特行有不掩焉耳”的评价走得更远了。
这表明此时朱熹已经在注意“曾点气象”的所谓“缺乏实行”的一面,并开始塑造一个与谢良佐所论迥然不同的“曾点气象”。朱熹这一评价与《集注》的最后定稿相差甚远。
《集注》成书后,朱熹对曾点的评价引起了许多弟子朋友的质疑,《晦庵集》收录了朱熹与弟子朋友讨论该问题的二十多封书信。资料表明,此后朱熹始终在针对这些疑问对《集注》的相应内容进行修改。
如据万人杰(字正淳)转述说,黄干曾见到的《集注》对曾点的评价是说“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见于此,故欲乐此以终身”, (《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前引万氏来书) ,这应该是朱熹对《集注》初稿中“见道无疑”一句的进一步修订,意在指明曾点所见的就是“天理流行”。
但据万人杰本人所见更新版本《集注》对曾点的评价却是:“曾点之学,有以见夫天理本然之全体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固其胸中洒落,无所滞碍,而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及其言志,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无他作为之念也”(《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前引万氏来书) 。这又明确肯定了曾点见到了“天理之全”的“随时发见”,因此才会有此“气象”。
同时,朱熹将说曾点“心不累事”修改为“无所滞碍”,这也与其弟子们质疑说曾点“心不累事”有渲染他独善其身、缺乏儒家基本入世情怀的质疑有关(见《语类》卷四十) ,而朱熹此次所增加的说曾点“动静之际从容如此”,则明显是他对偏静养之学与偏动察之学否定之后的产物。
《集注》的这两次修订都提到说曾点“乐此以终身”,这一说法同样有渲染“终生独乐”的嫌疑。朱熹对后一版本的修订本意是要消除这一嫌疑。但这却仍然不足以完全解开甘吉(字吉甫)的疑问:“集注中说曾点处有‘乐此终身’一句,不知如何?”(《晦庵集》卷六十二,《答甘吉甫二》前引甘氏来书) ,他认为这一说法还是有宣扬佛老思想之嫌。
此后,朱熹再次对《集注》进行了修改,他在给万正淳的复信中提及:“集注诚有病语,中间尝改定,亦未惬意。
今复改数句,似颇无病,试更详之??甘节吉甫亦来问此事,并以示之”(《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 。新注解的内容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固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适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乐无以加焉。用之而行,则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固不免为狂士。然其视三子者,规规于事为之末,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所以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晦庵集》卷五十一,《答万正淳三》) 。朱熹的这次改定认为曾点见到“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明显突出了曾点在理欲之辨上的“见地”,这也表明他在努力突出曾点与庄子的不同点。
至此,朱熹终于将曾点“则又不过乐此以终身焉”一句删掉,当与甘节对此的质疑有关。但他认为曾点“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这连同其在前面提到曾点“便是尧舜气象”的说法有把曾点与尧舜等同之嫌,这都受到了弟子们的普遍怀疑(《语类》对此有详尽的讨论) 。
在此后的多次往返辩难中,朱熹曾将此改为“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并解释说“是他见得圣人气象如此”、“只是他见得了便休”(《语类》卷四十) 。
这表明他不想把有狂者风范的曾点与尧舜相提并论,而是一再突出曾点的“见地”,这是他既注重实行工夫又要人涵养“大本气象”的必然选择。朱熹最终在《集注》定稿中删去了“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一句,这既是朱熹与弟子们相互辩难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朱熹对曾点的评价也在“努力摆脱受程颢等人的影响”、有了“盖其将曾点地位逐步降低”的总体倾向。
综上所述,朱熹早期在《论语集注》中对曾点的评价多在强调他的“终生独乐”、“不累”、“有尧舜气象”等,而在弟子们的反复质疑下,朱熹对曾点的评价则渐渐转为强调他所见的是“天理”,强调曾点的日用活动以“天理”为则的一面,强调“气象”需要有工夫的实行才能得到落实。
最后,约在朱熹70岁时,他才确定了《集注》论“曾点气象”部分的定稿: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
在这里,我们已看不到曾点有丝毫“狂士”的影子了。相反,他却被打扮成了一位见识高妙、能够洞见天理,完全做到了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并能“乐其日用之常”且又“从容自若”的理学家式的有“气象”者。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里朱熹彻底删去了说曾点“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固不免为狂士”一句,这也是在有意回避其弟子就“曾点是否缺乏实行”的疑问。
这样,曾点就成了只是“初无”入世的念头,却会随时体认天理的儒家典范。其实,这正是朱熹推尊“曾点气象”的目的所在。
朱熹在这里的用心是很值得玩味的。以上我们只是围绕朱熹对《集注》的改定,分析了他在评价“曾点气象”上的前后变化。另外,在《语类》中也大量收录了朱熹与弟子们对此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语类》中,朱熹始终都有肯定和维护所谓曾点见地高远的一面。在不同时期,朱熹都不厌其烦地强调曾点“见处极高”(潘时举录癸丑以后所闻) 、“气象又大”(黄卓录记录年代不详) 、“洞然见得斯道之体”(叶贺孙录辛亥以后所闻) 、“若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本”(李壮祖录记录年代不详) 、“曾点于道,见其远者大者”(杨道夫录已酉以后所闻) 、“曾点见识尽高,见得此理洞然”(徐寓录庚戌以后所闻) 、“缘曾点见得道理大”、“操得柄,据得源头”、“曾点合下便见得圣人大本是如此”(周明作录壬子以后所闻) 。
甚至在他七十岁时与陈淳的谈话中,朱熹仍然认为“孔门惟颜子、曾子、漆雕开、曾点见得这个道理分明”、“曾点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绰见得这个物事”(《语类》卷117) 。
同时,面对弟子们的质疑,朱熹也一直在维护曾点的“气象”,他不止盛赞“曾点之志,如凤凰翔千仞之上”(杨道夫录已酉以后所闻) ,而且反复告诫弟子要切实体会“曾皙意思固是高远,须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细体会得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无限利禄鄙啬之心”、“且只理会曾点如何见得到这里”、“却要看他狂之好处是如何”(均见《语类》卷四十) 。
显然,朱熹对曾点的所谓“见地”始终推崇有加,这一点没有发生过改变。
其次,《语类》中朱熹又始终在批判“曾点气象”徒有见识却“行有不掩”的一面。这是他晚年特别注重工夫与本体之辨、儒与佛老的虚实之辨的必然体现。在朱熹,理学家的基本立场使他必然会把经世致用精神作为他评价“曾点气象”的立足点,极力排斥为佛老所大肆炫耀的,以追求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终生独乐”。
他从其认为儒释之辨其实只是虚实之辨的立场出发,常把曾点与庄子以及只知道个人安乐的邵雍相提并论,多次说曾点是“未见得其做事如何,若只如此忽略,却恐是病”、“只怕其流入于庄老”,又说曾点的“气象”更是所谓“虚气象”,既不及尧舜,甚至连只是懂得去“扎实实干”的曾参和漆雕开都不如。
朱熹认为,曾点和庄老、列御寇等人之间的差别只是后者“特无状耳”。
在他看来,曾点的“狂”,是因为他只是凭着个人的天资“偶然”见到了一些天理的“大纲意思”或是虚的轮廓,而且是“见到了便休”,不屑去做踏实的下学工夫。朱熹认为,知而不行就等于不知,这样的人“毕竟是不可学的”,“也终不及他儿子(指曾参) ”(均见《语类》卷四十) 。
另外;朱熹也对《礼记·檀弓》和《韩诗外传》所记曾点“季武子死,倚其门而歌”和“打曾参扑地”的种种“狂怖”表现十分反感。在这里,基于对本体与工夫问题上的虚实之辨与辟佛老之需要的综合考虑,朱熹在对曾点评价上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情。
最后,在《语类》中,朱熹又一再强调在日用间做踏实下学工夫的重要性。朱熹很重视对“气象”的涵养,但他尤其重视并强调学者需要在平时做踏实的下学工夫。他晚年多次教导弟子们要依“下学而上达”的为学路径来成就自身。
同样在《语类》中,朱熹也在反复把曾点与被视为有踏实下学精神的颜回、曾参、漆雕开相比较,指出学人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以无事无为的道理,却做有事有为的事业”、“须常有三子(此处是指冉求、子路等人)之事业,又有曾点襟怀,方始不偏。
”(《语类》卷四十) 。朱熹认为,学者的为学工夫既不能离开对“气象”的涵养,但却要作到“说之有时”,对人来说重要的还是作好日用间的下学工夫,此后才可以论及总汇处的“气象”或是境界,关键是要做到二者的有机的结合。
这样,在比较了二曾和漆颜之后,朱熹就转而极力强调学者若不能做到“气象”与事业兼顾,就更需要以颇为“重工夫”的颜、漆、曾参三人为榜样,用更多的精力去做下学工夫,这样才会最终获得远超“曾点气象”的“圣贤气象”。
当然,朱熹又一再强调做工夫要致知与涵养并进,并最终把“气象”规定为对理的豁然贯通。同时,有意凸显“曾点气象”和“圣贤气象”的区别,强调只有后者才是儒者所应真正追求的目标,这些都代表着朱熹晚年的成熟思想。
那么,为什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如此重视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他们又想借对此的讨论来表达什么思想? 首先,他们对“曾点气象”的关注与其所暗含的时代主题有关。理学的一大主题就是“成圣”,理学家也往往把“成圣”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
因此,讨论“圣贤气象”的所应然和所必然以及如何成圣就自然成了贯穿理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他们如此热烈地投入对“气象”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佛老思想、符合儒学基本价值观的理想精神境界,并以此来重新整合世人的道德观念,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
对于他们而言,“曾点气象”的独特价值在于,这是一个可以在最大限度内进行多元化阐释的话题。正是通过对“曾点气象妙在哪里”,究竟应该以洒落还是敬畏来诠释“曾点气象”,“曾点气象”与“圣贤气象”的根本异同等问题的不断追问,理学家们围绕儒释之辨、理欲之辨、工夫与本体之辨这些理学根本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形成了他们对“圣贤气象”、为学宗旨、乃至工夫论上的不同理解。
这也促成了理学多元发展的良好势头。对朱熹而言,讨论“曾点气象”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恰好提供了一个让人反思自己在做人态度、为学工夫方面偏失的绝好题材。他反复强调,人不能不讲“气象”,但必须要讲实的“气象”,脱离下学工夫而虚说“气象”、虚说“受用”只会贻害无穷。因此,如何讲好“曾点气象”就是一个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
其次,我们说《论语》中的这一节确实很容易引起后人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简言之,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既要追求向内涵养个人的精神境界,同时又希望实现其向外治国安天下抱负的内外兼顾的人生理想。
儒学始终强调“内圣”对于“外王”的优先地位,主张由“内圣”而开“外王”是这一思想的基调。在宋明时期,随着吸收了佛道注重个人境界修养的理学思想的兴起,传统儒学那种强调以个人培养“内圣”为基础,走由“内圣”到“外王”进而修齐治平,具有严重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圣人”治世观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于是,在处理“道”与“事”的关系上,理学家们都有重向内涵养个人境界而轻向外具体实行、空疏无实、离事而言道的弊病。
他们在思考如何把修己与治国的内外之道相结合时,都认为只要自己尽力作好“尽己”工夫直到能体会到所谓的“气象”,在理欲之辨上牢守所谓一片公心便可以轻易实现其向外治国安邦的大业。于是,《论语》中对曾点所谓“气象”的渲染便成了他们借以宣扬这种个人思想的很好例证。
从二程开始引出天理与人欲对立之时起,他们就在有意抬高“曾点气象”的同时也在把儒家传统上的义利公私之辨推向极端化,进而也在将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
朱熹同样也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他为学与立身的根本,并一再把辨析义利公私之辨当作他拒绝“霸道”推行“王道”之治的基础。在他看来,以“逐利”为目标的“霸道”即使会让人在短期内获利,却有最终搞乱人心进而葬送整个社会的危险。
因此,朱熹极力推崇的所谓识“大本”,始终对曾点的“气象”情有独钟也就很自然了。但是,在经过对个人经历的深刻反思后,朱熹已经明显对当时过分推崇“曾点气象”的负面影响有了切实的认识,他始终不忘把顺乎天理视为“曾点气象”的最基本规定,也开始注重要将个人为己之学与向外事功相结合的思想,如他就曾说过:“学固着学,然事亦岂可废也? 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语类》卷四十) ,“如此则道者乃在于事之外,而见于事者皆非道也”、“殊不知好高之弊,将使学者侍其聪明率意妄做而无所忌惮,则其失不但卑陋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一) ,而他所一贯推崇的大本,既是一种“虽超乎事物之外,而实不离乎事物之中”(《语类》卷四十)的道理。
显然,他既想把做内圣工夫做为其日后成就事业的根本,也在强调学者要把个人心性修养的成果融入具体的事为中。这就极大的增强了“曾点气象”中知性因素份量。
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宋儒包括朱熹未免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仍然把踏实做工夫简单理解为个人道德践履,更重视对义利、志功的辨析,突出强调把学者的“不可着一事在胸中”作为其成就大事业的决定性前提。因此,虽然他们都强调要兼顾个人“气象”的涵养与此外的实行工夫的思想,他们却并没有使其学说摆脱道德决定论的局限,其学说在当时与社会的融合远不如当时的事功之学更为实际些。
再次,朱熹对“曾点气象”的关注也与其一生力辟当时学者流弊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随着个人思想的发展,朱熹围绕着当时理学内最为关心的本体与工夫之辨,对程门弟子们整体的逃禅倾向、湖湘之学的高远无归、二陆江西之学的“空疏”、“狂妄”,陈叶浙学的“逐利”等诸多倾向都进行过批判。
这或是针对玄远无实(不单指二陆之学)而发,或是针对着兴利之学而发,基本上贯穿了他的一生。总体上,他对二陆之学的“空疏”、“玄虚”和陈叶之学的“逐利”、“忘本”(指儒家道德至上之本)两种极端学说甚为反对。
虽然朱熹也一度曾把二陆引为同道以反对在当时影响巨大的兴利事功之学,而他对二陆也并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过,朱陆之间的异同是非常明显的,至少朱熹始终认为陆氏之学有些狂妄而进禅、只是徒具说辞的虚学而已。
事实上,越是在晚年,朱熹对陆氏之学的批判就越不遗余力。同时,朱熹与陈叶之学的分歧却从一开始就势同水火。因此,在与二陆论战时,朱熹总要强调学者日用间踏实“下学”的重要性,强调学者不能“妄为高论,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为两截,谓圣贤之言不必尽信,而容貌词气之间不必深察者”(《晦庵集》卷四十八,《答陆子静三》) ;而在同陈、叶论战时,他又必须时时强调学者在“事为”之前的主静涵养与在“事为”当中了无私欲的可贵。
现实要求朱熹必须在论辩中不断的“去短集长”,时时修正自己的学说以回应来自对方的反诘,进而提出一套相对于论敌更没有偏颇的为学与为人的宗旨。
朱熹正是在与其弟子们对“曾点气象”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做到了既推崇曾点的“见道分明”,又在对曾点的批判中强调了“实干”精神的重要性,这就最终使得源自于小程、能够兼顾到涵养与具体实行工夫的“主敬致知”的为学宗旨得到了完善的表达。
可见,朱熹对“曾点气象”的重视又与其积极谋求个人思想的“与时俱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需要从朱熹那里继承到的、能够指导我们如何为学与做人的最宝贵财富。
[1]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811页。
[2]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成都,巴蜀书社, 1986年版,第15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