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海军 严复从海军留学生转型 因甲午溃败愤而翻译《天演论》

1879年7月,严复以优异成织在皇家海军学院以"考取头等毕业",英方拟安排严复上英舰纽尔卡斯号实习一年。接替郭嵩焘的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次子)致函英国外交部,"严宗光已奉电召立即回国",因此,英国取消严复上舰实习计划。 原来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福州船政学堂需要人才,紧急电召严复"调回充当教习"。

1879年9月底,严复赴母校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没过多久,李鸿章给李凤苞写了一封函,函中写道:"刘步蟾、林泰曾将来能调管大船,严宗光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巍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1880年,严复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这所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的新式海军学校,在成立的20年间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1894年,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了严复,面对同窗好友的牺牲以及辛苦创建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他痛心疾首。严复回想起20年前,刚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他和同学们乘坐当时非常先进的"扬武"号到日本,受到日本民众欢迎的情景,更令他无言以对。

中国先于日本发展海军,而日本的海军实力大大超过了中国,目睹这一切的严复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至于他常常"夜起而大哭"。他为这种状况感到非常担忧,每想到当前的局面,就如他给陈宝琛信中所说的"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1895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文呼喊改革。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因此,他希望通过报纸大声疾呼来改造社会、救亡图强。1897年10月26日,严复和友人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他亲自撰写大部分社论。不久,严复在《国闻报》上连载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

从1896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了八本哲学和社科类的名著,目的是"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并提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至今仍为翻译界所推崇。

因为严复在翻译界的巨大成就,1910年1月,他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进入清政府新设立的资政院,又获"文科进士"赏赐,这对已是四度参加"乡试"而名落孙山的严复来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自己筹钱

帮助北京大学渡过难关

严复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使中国迈向富强的重要途径。1905年,50多岁的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并起草了"复旦公学集捐公启",1906年任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

1912年2月,严复受聘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推荐下,严复成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严复接手后,为了让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开学,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刚接手京师大学堂时,校园一片狼藉,校舍先是被义和团改为神坛,后为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更棘手的是,学校存款仅万金,举步维艰。

严复曾在家书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无奈此时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国库空虚,也无法为北大提供资金。严复只好利用个人影响力,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7万两款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北京大学自5月复学以后,在严复的领导下,逐渐走上正轨,显露生机。7月初,教育部突然下达了北京大学停办的命令。严复对教育部的决策,感到十分气愤,他据理力争,认为北京大学不可以停办。他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北京大学的理由。

在严复的努力下,7月10日,教育部取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8月26日,为了尽快筹措办学经费,以便秋季开学之需,严复又向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商借20万两贷款,除偿还道胜银行即将到期的7万两借款外,其余的留做秋季开学经费。9月中旬,严复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后来由于诸多原因,严复在10月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的严复,利用自身的影响投身于政治活动,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随后,严复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他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