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创夏的言论 黄创夏:台湾政论节目的“疗伤”功能
台湾《新新闻》杂志原总编、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于今年2月4日公布“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明确卫星广播事业在制播新闻及评论时,应符合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如有违反情形,将处以新台币3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最重将可停播。此举针对台湾“名嘴”或政治人物常利用电视政论节目爆料,造成社会困扰之现实问题,但岛内批评的声音认为,这是限制言论自由,并被解读为“名嘴条款”。
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脉络,造成了今日台湾电视政论节目的“百花齐放”。比如《2100全民开讲》、《大话新闻》、《文茜小妹大》、《头家来开讲》等节目,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这类由固定面孔的主持人和名嘴,夜以继日地评析、讥讽、指责、揣测、爆料政治人物、新闻事件,并且创造讨论议题的节目,堪称是“台湾特产”。
台湾的政论节目热潮世上少有,其收视率之高,对政治(特别是选举)事务的影响力,也让研究电视传播的专家跌破眼镜,并在台湾形成政论节目、选民、政党三者之间微妙的互动与共生关系。
每次大选之后,政论节目的收视率普遍疲软,有的节目退潮消失,有的“名嘴”退场离去。但观众并不关心这些节目和来宾的去处,只要手持摇控器,随时打开电视,那些政论节目就会为观众“送上”去除焦虑症的“解药”。
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探究台湾政论节目深受观众欢迎的原由,那就是,除了蓝绿对立、壁垒分明的政治环境使然,这些政论节目流行十余年而不衰的答案,是它具备相濡以沫、深化认同,甚至是“集体疗伤”的功能。因为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和“名嘴”,除了提供新闻事件的意见评析和观察,也“代替”观众抒发对政局及政治人物的不满和失落感,让民众从中获得共鸣、发泄情绪,有人长期接受这种强刺激,对这类节目的“依赖”也就更加强烈,关掉电视,他们就感到空虚。
或是疏解不满、寻求温暖、巩固认同,或是单纯的信息需求,每个人收看政论节目的目的各有不同,得到的满足也有千百种。定位和角色都很暧昧的政论节目是“良剂”还是“毒药”?就此相关的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新新闻》杂志原总编、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先生。
集体疗伤
《南风窗》:尽管台湾的政论节目失去原有应负的媒体职责,为什么它们仍有一群忠诚度那么高的观众,并让他们如痴如狂?
黄创夏:要理解这个现象,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分别是“蓝绿板块”、“桃花源幻觉”与“过多元媒体”。
2008年的大选前夕,当时有一种“桃花源期待”,意思是说,坐火车在黑暗隧道里太久了,好不容易看到前方有点光亮,就高度期待出了山洞,就是桃花源。这个“黑暗”指的是陈水扁的8年执政,“光亮”指的是马英九胜券在握。不但是“蓝”的渴望,中道与理性的“绿”,也觉得大势已去,希望能有新局面。问题是,真正坐火车就知道,出了隧道,可能马上就进入更黑、更长、更看不到尽头的新隧道。
马英九上任之后,就是这样的局面,执政绩效不彰、又碰到全球金融海啸冲击,“桃花源幻觉”破灭了。蓝的失望,绿的也觉得改朝换代后,不过尔尔,“不甘心”的情绪复发。
台湾,恰好经过从1994年以来,李登辉、陈水扁的选举操弄,形成了深蓝、深绿都有超过一成以上基本群众的结构,在桃花源幻灭中,蓝的不愿意面对真实,绿的,原本可以吐一口怨气,偏偏在去年8月14日,陈水扁又爆发“海角七亿”丑闻。这样就是“打平了”,蓝的专骂陈水扁、绿的专骂马英九,大家都挑对方的错,以掩盖自己内心不愿面对的真实伤恸。
为什么政论节目也跟着走?因为台湾在1990年代开放媒体后,过多元开放,形成了有100多个频道、6000多份杂志与报纸,通通都变成了是“小众”媒体,能拿到1%收视率就算霸主了。问题是,1%远远不及蓝绿板块的极端与积极群众,或者说,只要紧抓极端与积极群众,就可以有足够的收视率“头期款”,让自己的收视率有一定的保障水平。群众需要疗伤、节目需要收视率,一拍即合。
《南风窗》:政论节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民众对政治、经济情势越感不安,节目的收视率反而越上扬。以2008年11月为例,当月月初及月中分别发生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赴台,引发绿营“围城”,以及陈水扁遭检方声押等新闻事件,台湾两大蓝绿立场鲜明的政论节目──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与TVBS《2100全民开讲》,收视率也随之跳升两成。
可以看出,政论节目受惠于民心动荡不安的趋势相当明显,这种收视飙高,是“集体疗伤”还是“饮鸩止渴”?
黄创夏:“桃花源幻觉”破灭后的台湾基本群众中,既然对未来已经失去了渴望与信心,情绪的发泄就成了面对挫折的止痛剂,既然在自己阵营内找不到希望与乐观,仇视对方、寻找敌人的“仇恨动员”就越来越成为话题主流。所以,越争议、越牵扯到蓝绿对垒的事件发生,各自阵营的基本群众越焦躁。
他们,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会不会让对方更嚣张”。在这样的温床下,政论节目越能挑动焦躁,越能锁住极端与积极基本群众的目光,从众心理下,极端与积极基本群众又扩大了这种感染。
有趣的对比,像“消费券”或是“油价”这种重大公共议题,本应该在媒体上好好讨论的,但因在蓝绿基本群众中,并没有明显分歧,不会引起“敌我意识”的同仇敌忾,收视率反而狂跌,比起骂陈水扁或骂马英九,可能连一半收视率都没有。
《南风窗》:因此政论节目让人看得心有戚戚、欲罢不能,但“台湾奇迹”对于台湾民众而言是不是一个讽刺?
黄创夏:也不能这样说啦,这是“补交学费”的代价啦。20年前,各种因素配合下,台湾政治的改革与开放,太顺利了,全世界几乎没有不流血就完成改革的政治开放。台湾,却幸运地不流血达到政治开放。
但是,正因为得之太易,对于政治改革的理解,变得太肤浅,以为只要有“选举”和“媒体开放”就达成了政治改革。所以,台湾忽略了公共论述平台的建构、忽视了协商与沟通的内化涵养、更忽视了过多元之后的虚无主义当道。现在,只是在为过去20年轻忽的代价补交学费,应该在乱象中,逐渐能找回秩序。
好似“文革”在台重演
《南风窗》:如何看待政论节目里的“语言暴力”?那些“凶巴巴”的吵闹谩骂,甚至到了“羞辱人的地步”, 这种对人不对事的讨论助长了社会暴戾之气,而这样的社会风气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育及公民社会观念的建立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人与人之间是不是缺乏了互相尊重容忍的精神?
黄创夏:所谓的“语言暴力”,并没有那么的严重。首先,台湾的收视习惯因为频道太多了,所以,观众习惯把遥控器拿在手上,一有不适当或不喜听的语言和恶语暴言,就会转台,夸大“语言暴力”的影响力,是不贴切台湾实况的。
当然,因为收视率竞争的关系,加上不分蓝绿的极端与积极分子,多数都是社会上较为底层的劳动群众。他们在经济本就弱势,现在更困顿,每天上工充满了愤懑与挫折感。下了班,吃了饭,骂完老婆、打完孩子,洗好澡,还是满肚子火。
因应市场需求,台湾的政论来宾就约有三种人,一是真正想要评论的工作者、一是代表政治立场的宣传者,还有就是懂得观众口味的表演工作者,通常后两者居大多数。他们激昂的言论与夸大的手势,就是迎合那些最想要发泄一日挫折的观众,一场戏罢了,其实,并不足以代表是台湾的舆论真貌。
《南风窗》:电视政论俨然成为台湾民主化过程最外显的象征。但多数政论节目已成为政论“名嘴”定时上演的批斗大会,大陆常有人发出“‘文化大革命’在台湾重演”之感叹。
黄创夏:不必太夸大这样的“文革”说法,请问:1%的激情,能代表全台湾吗?举例说明吧,从2007年马萧配与苏谢配成型后,双方阵营与选举专业机构的民调,就是马英九领先谢长廷达15%到18%。其间,不论是绿卡、去蒋、庄国荣的“小孬孬”、谢长廷的“抓耙仔疑云”,民调从没有变动过。
也就是说,虽然政论节目“演”得声嘶力竭,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自有定见,纷乱仅是表象。
《南风窗》:摆脱政治力量的介入,节目还有结构性的收视率问题,可否这样认为,收视率主宰政论节目的走向?
黄创夏:是有影响,台湾的电视台经营阶层有一句话:“十户订生死”,因为台湾的收视率调查的DATA BASE 仅有约1000户,频道又太多,高达100多个。分配下去,每一个仅1%,也就是“十户”就决定了该节目的广告。所以,既然有稳定的各有10%的蓝绿极端与积极的支持群,远大于1%,政论节目为了最省力,就会走向迎合极端分子,先稳固基本盘。
《南风窗》:能不能有这样的假设:只要市场需求存在,现有政论节目就不会消失。除非媒体经营者愿意思考以客观路线扩大市场,或由台湾政治人物负起改变政治文化的责任,台湾的公共论述空间才能纳入多元、对话的有效力量。
黄创夏:问题不在于媒体经营者愿不愿意走客观路线,而是,任何社会都一样,越是中道的力量,越会独立判断,越没有忠诚度。要让台湾的公共论述能纳入多元、对话,应该是政府有工具来鼓励整并。当7家24小时新闻台变成两三家时,他们的收视群才会大于蓝绿各自的极端基本盘,才有机会走向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