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规律论 华岗与刘少奇的关系 刘少奇的调研与《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之一,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这一经典著作的诞生,绝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提供了直接借鉴。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客观地摆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年时间的摸索,特别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在苏联指导帮助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的实践,党中央对于搞建设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这番话道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因此,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党中央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按照党开展工作的惯例和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首先从刘少奇听取汇报开始。按照中央分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由刘少奇负责。为起草好报告,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在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
在座谈中,刘少奇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以及所提意见,对随后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具有直接的启示借鉴作用。
在同地方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指出,新产品的花样要创新,要学习借鉴别国和地区的经验。他说:“听说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画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对这件事不要去批评。
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服装设计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在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也指出:“要想办法生产一些好的高级消费品,换取农民的东西。新花色的毛衣裤要多织一些。用棉纱织百褶裙可以试验。商店只供应蓝布、白布是保守的、落后的。
”刘少奇还强调,要提高产品质量,关键是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为此要多搜集技术资料,有些技术资料中国现在没有,可以到苏联及其他国家去搞,也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搞,花钱买,用各种办法去搞,……现有的好东西,技术标准要定下来,比如北京烤鸭、四川榨菜很不错,就应给它们定个标准”。
在同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指出,“凡是自己没有的技术,可以向别的国家去要资料,可以派学习小组赴国外去学习,可以请外国专家、技师来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量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这种勇于向外国学习的开放的思想认识,也生动地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中。
另外,对于工业如何布局,刘少奇专门谈到沿海工厂迁往内地的问题。他说,要“考虑上海搬厂去内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这个前途。恐怕还要建些新厂”,“还有一个分散与集中的问题,什么宜于分散,什么宜于集中,怎样才有利,这也是工业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同粮食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以苏为鉴。他说:“目前苏联粮食来源有四个渠道:(一)义务交售;(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三)国营农场收入;(四)国家采购。我国情况和苏联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
”刘少奇还指出,“国营农场将来我们不一定有苏联那么多”。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有缴公粮的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则征购粮必须降价,农民会有意见。”所以,“改变粮食征购制度不要单纯学苏联经验,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研究。”
在听取邮电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再次提到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发展邮电事业,他指出:“我国人口多而且相对集中,这是我们的特点,与苏联不同,苏联地方大,人口不密。
应该找与我国有相似特点的国家去学习经验,看他们的电话、邮路是怎么搞的,而不是找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向哪些国家学习哪些经验,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和观点,贯穿着“以苏为鉴”的精神,较早地注意到中国与外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国家与生产者个人等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些意见和观点,随后都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体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调研回到北京后,受刘少奇做法的启发,也让人安排组织听取了35个部门的汇报。其间,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促使各国共产党人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
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一反问,明确地表明我们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立场和态度。
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也指出,要强调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
可见,1956年党在开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务之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对探索的方向与原则等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互相启发促进的。基于此,有研究者指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一判断,有其历史依据,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丰富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