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在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美术学院）后，老师为她改名“邓颖斌”；但她自己又改为“邓颖超”。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她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她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了觉悟社。

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任教。1923年她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继续从事妇女社会活动；还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邓颖超出生在一个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亲邓庭忠曾官任南宁镇台。母亲杨振德，出身官宦世家，从幼学习中医。在杨振德嫁给邓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由于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邓庭忠要将女儿送人，杨振德以死抗争。

在邓文淑三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随后，客死异乡。杨振德决心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曾先后辗转广州、上海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最后在天津落脚。杨振德以行医和当家庭教师为生，日子清贫，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邓颖超因此，深受母亲的性格影响。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四川人，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的一个小村庄。邓小平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把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样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决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张锡媛是的第一位妻子。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第三任妻子，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由此可知邓颖超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就是战友、同志关系。

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当局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邓颖超，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祖国统一问题，这次宋美龄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拒绝。她认为，大陆是因为无力武力解放台湾，才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是宋美龄最得意的话题。宋美龄在信中明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招人喜爱。它的果实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秋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可口。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十二年以前。十二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我感到又是漫长漫长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邓颖超日记揭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意曲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当然，邓颖超日记是网络传闻，真是假还有待考证。

　　邓颖超要他们：“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第二条：“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在这之前，她进食已非常困难，生命垂危，她要求不要抢救了，可是没有哪一位领导和医生肯这样做！别说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当她病危时，岂能眼睁睁地看她死去。特别是负责她病情的主治医生更是信心百倍，决心尽最大努力抢救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