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应反对搞公判大会 哪怕是对电信诈骗分子
公判大会，顾名思义，“公判大会”就是将被告人押赴到公共空间进行审理，如广场、空地等，而且每一次都有众多的围观者，多者甚至高达万人。可以想见的是，在这样的审判方式下，被告人的权益必将遭到无情践踏，人格尊严也荡然无存，将给被告人以后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加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对他们的亲人也是一种伤害。不论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在法律地位上他们都是公民，在依法判决其有罪前，仍然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能剥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接受审判的过程中，被告人依然享有权利，因而将他们置于公共空间下进行广场式的审判，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违背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必须予以禁止。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福建安溪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集中对3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11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安溪县有关领导及各界群众共1000多人参加公判会。这是今年3月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之后，又一次见诸报端的公判大会。在强调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番景象却未能绝迹，这值得寻思。
首先，公开宣告判决是诉讼程序之一，不是开大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但这个宣告判决程序肯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部分，是由审判案件的合议庭为主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与以示众为目的的“公判大会”有着天壤之别。
公开宣判不一定必须在法庭内进行，但是必须以开庭的形式进行，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各归其位。最高法规定，“宣判应当由本案合议庭成员进行”，把党政领导请上主席台的“宣判大会”形式肯定不合这项规定。这并不是拘泥于形式细节，而是事关法律尊严的大事。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是唯一主体。
其次，法律禁止对已决犯、未决犯示众。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1992年，它们又规定“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从安溪公开宣判大会的图片看，这显然是种示众的行为。
今年3月，我在评论四川阆中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一事时，就和一位网友讨论过。我认为，公开宣判和公判大会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是被告人面对国徽和合议庭接受法律的宣判，后者是被告人面对公众被示众。这个区别的性质很重要。犯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判处刑罚，但是不应该受到法律所禁止的示众。死刑罪犯尚且如此，何况判处两年至十一年不等有期徒刑的诈骗犯？
说到底，要学会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当地的突出问题。此前有媒体报道，安溪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当地也对电信诈骗犯罪行为开展了力度空前的雷霆打击。安溪县法院和有关部门召开这么一个公开宣判大会，或许是想借此制造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声势，遏制犯罪的势头。这个动机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方法欠妥。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要全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依法进行打击，并完善和加强管理，杜绝漏洞，而不是简单化地只想到造声势。
公判大会是一种该被淘汰的制度，不管他们犯不犯罪，他们也都只是一位普通的公民，在惩罚他们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