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 王水照:杨万里的当下意义和宋代文学研究
杨万里是南宋的一个重要作家。对杨万里的研究必将推动宋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杨万里的身份,主要有三个,一是勤政爱民的爱国名臣,二是卓有建树的理学家,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有关键意义的大诗人。这三个主要身份留给我们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一直到今天都能发生很深刻的作用。
杨万里的当下意义,用三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新”,一是“活”,一是“诚”。
“新”,即开创精神,开拓精神。杨万里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但就陆游与杨万里比较而言,一般来说,陆游生前的名声和影响比杨万里大。但是在文学史上,诗歌史上,没有一个陆游的什么体,而独独有一个“诚斋体”,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南宋时候诗歌的发展,要创立一个体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杨万里以前几乎都是江西诗派,但就是杨万里,唯独在诗歌史上留下一个独特的名字——诚斋体。诚斋体包含了杨万里非常艰苦的一个诗歌创新过程,当然他的创新也不是无水之源,他是学了王安石的诗,又学晚唐的诗,最后,又从生活当中去进行思考。他的诗歌新、活、谐趣,对生活充满清晰敏锐的感觉,然后把那种感受写进诗里。所以他写下的那些典型的诚斋体诗歌都流传下来,很多的宋诗选本都有杨万里的诗。这样一种创新开拓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仍具有启示意义,他的一些成功经验,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和启发。
关于“活”,杨万里的诗有一个“活法”,“活”也是创造诚斋体的基础,但是最早提出“活法”的不是杨万里,而是吕本中。吕本中的“活法”的影响反而没有杨万里这么深,原因是什么?根据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吕本中原来想在江西诗派的规范当中寻求如何突破这个规范,既承认规则,又能够超越规则,做到自由和规律的统一,而吕本中的“活法”就讲到这里为止。但是杨万里的“活法”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更新的体会。这是杨万里“活”的一个主要精神,就是杨万里直接从生活中、从自然界本身之中建立一个嫡亲的母子关系。很多的江西诗派对于事物的感觉,不是从事物本身,而是从历代的诗歌当中去感受。写到月亮,就想到很多写月亮的名诗,从这些诗歌中翻新出诗。但是杨万里不是这样,杨万里是直接从生活中把与生活建立的亲切的母子关系写出来,这样来表现他的真切情趣、理趣乃至童趣。所以杨万里这个“活法”,在今天更加有意义。
第三是“诚”。杨万里考中进士,刚走上仕途的时候,是永州(古零陵)一个地方官,当时爱国名将张浚正好也在零陵。杨万里好几次去拜访张浚,头两次他不接见,但杨万里坚持要见他,最后张浚就授予杨万里“正心诚意之学”。
“正心诚意”是宋代理学的一个观念。杨万里接受“正心诚意”这个影响,奉为终身的圭臬,他的号叫“诚斋”,即是从“正心诚意”来的。“诚”成为杨万里一生行事为政的思想性格重心。“诚”既是作为诚信论的基础,一个道德基础、伦理基础,同时又成为他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万里在一篇文章里说首先要诚,诚了以后才能正心,才能修身,修身以后才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诚”成为他政治理想的第一原动力。
杨万里把“诚”提高到这么一个程度。诚斋的易学,他的《庸言》、《天问天对解》等一系列的理学著作,奠定了他作为宋代一个重要理学家的地位。他的理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实践性。
他的理学总是用这套理论来密切关注现实,跟他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以及他的文化创造实践结合在一起,所以“诚”在杨万里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七大提倡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那么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新的理念。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重要报告里面,特别讲到了和谐社会。他讲,和谐社会有六个构成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讲诚信。我想杨万里的“诚”所蕴含的意义,我们今天可以结合当下现实进行新的阐释,同时加入到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里面来。
杨万里这个作家身上所体现的东西,与我们的现实非常容易找到契合点,把杨万里所创造的文化业绩、他丰富的遗产转化成与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一种资源,非常有必要。
杨万里研究,从宋代文化研究的层面来说,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多成绩的一个领域,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万里研究在文献研究、年谱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宋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以来的前17年,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比较,比不上唐代文学研究的规模。唐代文学无论是从整理文献基础方面,还是论著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是宋代文学研究学习的榜样。但是,近几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气象是不错的。宋代文学长期有一个偏向,除了整体上与唐代文学有差距外,还有就是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我将其称为“三重三轻”的偏向。所以杨万里研究正好在纠正这个偏向上有重要意义,对杨万里的研究深入了以后,可以对南宋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作一新的认识。
那么杨万里研究怎样进一步深入?我想,首先是继续加强文献整理,资料的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永垂不朽”的。但是真正要把宋代文学研究提高一个水平,把杨万里研究提高一个水平,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善于发掘一些新的材料,找到一些新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想介绍一下钱钟书先生的杨万里观。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博学和睿智的学者,恐怕当代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钱先生关于杨万里的一些论述,我们熟悉的是他的《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里有一篇杨万里的小传,是篇幅较大的一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一般人看起来,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因为它选了300多首诗,81个作家。但据我看,这部书是宋代诗学的专著,特别是81篇作家小传,把它连起来读,就是宋代诗歌发展史的纲要。
它里面提出的很多观点,限于著作体例,没有充分地发挥。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接着发挥的。《宋诗选注》在正式出版以前,钱先生选了10篇作家小传在《文学研究》上发表,其中就有一篇杨万里的,这篇小传是钱先生十分看重的一篇。除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以外,也可以从他的《谈艺录》等其他著作中看到对杨万里的论述。
钱先生故世以后,出版界出版了他的两部大书:一部是《宋诗纪事补订》,这是钱先生对清朝一个学者编的《宋诗纪事》的补订。这部书代表了钱先生在当时即解放前夕对宋诗的文献研究的成果。第二部是钱先生的《钱钟书手稿集》。
《钱钟书手稿集》已经出版的三卷,每卷大概一百万字,是钱先生平时读书心得的记录。据说,全部的数量是45卷,这个规模非常了不起,现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能保存如此数量的手稿。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出版,规模也很大,但他的材料大多是他的文书给起草的,大多是公文。
然而钱钟书手稿集是钱先生读书的笔记,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一部图书馆。从现在已经出版的三卷来看,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论到宋代360个诗人的集子,每一个集子都作了笔记,其中北宋的70个左右,南宋的将近300个。
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对于宋人的集子读得那么多,那么仔细,那么深刻。他对300个南宋诗人的诗集都作了笔记。杨万里的那一条,我们整理出来了,大概有三四千字,这三四千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后辈人应加以消化、加以发挥的。
所以我曾经提出,对钱先生留下的遗产,特别是手稿集,我们首先要继承,要“照着说”,然后我们才能“接着说”,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三四千字里面包含了很多问题,联系他以前发表过的著作,我想钱先生对杨万里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系统的看法的。
第一,杨万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宋诗选注》里说在中国诗歌史上,杨万里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游)和范(成大)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
”他具体说了南宋诗歌分成两派,一派是江西派,一派是晚唐体。最早是从杨万里开始有这两个走向的。《手稿集》里进一步说,曾几的七律开了杨万里的先河。钱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杨万里自述创作道路的话,杨曾说他首先是学江西诗,后来又学王安石,最后又面对生活从生活里学诗。
但钱先生从杨万里的作品里分析得出,并不完全如此,他认为杨万里是江西诗派的教外别传。第二,他对杨万里的诗歌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有些非常精彩。钱先生手稿的主要形式是引一首诗加一些评语,另一种形式就是抄诗。
他的抄诗,为什么抄这首诗,也值得我们好好体会,刚才讲的三四千字的笔记主要是抄诗,在抄诗的过程中加以评点。比如说,他抄了一首诗,写热天的,“晚林不动蝉声苦,蝉亦无风可得餐”,题目叫做《深秋盛热》,说深秋热得很厉害,树林中没什么动静,没有风,蝉却觉得苦。
为什么呢?蝉已经无风可吃了。这是诚斋体的一首典型的诗。另外一首诗说:“小风不被蝉餐却,合有些凉到老夫。
”他说风很小,期望蝉不要把风全部吃光,留一点凉快给他享受。成语中有所谓“餐风宿露”或“餐风饮露”,杨万里却把“餐风”坐实,再加以引申发展,钱先生命名为“将错认真法”,以获得别样的诗趣与情蕴。
还有一种叫“倩女离魂法”,杨万里的《登多稼亭》“偶见行人回首却,亦看老子立亭间”,《上章戴滩》“回看他船上滩苦,方知他看我船时”,都利用了双方视角的错位和对流,就像倩女离魂。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卞之琳有名的一首诗叫《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样的写法与意境,最能体现诚斋体的特点,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我看了钱先生的著作,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在南宋诗人当中,谁是钱先生最看重的诗人?是杨万里。
这从钱先生经常把杨万里与陆游比较中可以证明。他在比较中,总是讲陆游的不足(当然这个观点人们不一定都能同意)。钱先生的艺术感受与品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因钱先生的观点中有深刻的诗学背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对我们今后研究杨万里有很大的启发。
宋诗研究、杨万里研究,要寄希望于我们整个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特别要寄希望于江西的学者,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果。我有一句话,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在江西。
[作者附记]2007年10月30日在江西吉水县举行“纪念杨万里诞辰88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文即据我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文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如钱钟书先生论杨万里等),似未失去参考价值,故发表以求教正。二○一○年一月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