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锡的儿子 福大校史钩沉——卢嘉锡的遗产: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卢嘉锡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在结构化学和晶体材料科研领域取得的成果,使我国在过渡金属原子镞化合物研究方面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1960年至1981年,卢嘉锡担任福州大学教授、副校长,参与福州大学的创建。作为当时福建省唯一的一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长期分管福州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以非凡的教学才能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福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怡山这片土地长达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他努力倡导和精心培育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福州大学薪火相传,深刻地影响了师生的治学理念和校园文化。
这是卢嘉锡留给福州大学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
这份精神遗产的形成和积累,经历了漫长的坎坷岁月。
一、出任福州大学副校长
在筹建福州大学的过程中,福建省委决定在厦门大学物色一位教授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1959年底,厦门大学党委征得省委同意后,找担任厦大理学院院长的卢嘉锡谈话,请他出任该职务。
这时卢嘉锡45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厦门这个景色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滨城市,他度过了自己难忘的青少年时期。自1945年回国后又一直在厦门大学任教,在事业上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对这一工作调动,他毫无思想准备,然而,他依然接受了这个工作重任。
1960年7月底 ,卢嘉锡乘火车离开厦门沿鹰厦线北上赴任。随行的是已调福州大学工作的厦大部分青年教师和原寄读在厦大的学生。8月1日,火车到达福州,福州大学副校长周一农到车站迎接。卢嘉锡从此开始了他在福州的创业生涯。夫人吴逊玉在9月份才在三位拟调福大工作的教师的帮助下,携六个未成年的子女,把家搬到福州。而刚刚就任副校长的卢嘉锡,已经开始为建校初期的教学和科研而奔忙了。
卢嘉锡刚到福州大学时,已竣工并交付使用的教学楼只有土建楼一幢,机械楼还在施工之中,四座学生宿舍楼刚刚封顶,还没有安装玻璃门窗,脚手架也未拆除。规划中的校园,实际上还是一片水田。学生在临时搭盖的竹棚餐厅里吃饭,上课做实验就挤在几间简易教室和尚未装修好的宿舍卫生间及凉台上。
紧邻的西禅寺的部分房间被借来充当临时图书馆,附近军队的医院腾出的药房、病房,被辟为实验室和教工宿舍。他在晚年的一次回忆中,深情地说:“初到福州时,见到这块闽江之滨、怡山周围的土地,一片荒凉。
西禅古刹,寂寥无声,给我留下贫瘠的印象。住无宿舍,食无膳厅;教学上,缺师资、缺教室;科研上,缺人才、缺设备,一穷二白,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尤其是遇上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经费又紧张,真是困难重重啊。”(注1)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卢嘉锡作为已为知名的教授和科学院学部委员,能舍弃厦门大学比较优越和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义无返顾地来到刚刚创办、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的福州大学,这件事在师生中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号召力,使从厦大抽调教师支援福大的工作顺利进行,也对稳定福大部分教职工在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波动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倡导理工合校
卢嘉锡作为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在筹建福州大学的过程中,参与或主持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主管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他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
首先是在理工专业设置的问题上,卢嘉锡显示了他对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教学规律的深刻理解及把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按苏联的模式进行了调整,将工科专业和理科专业分开,不设在同一所大学。福州大学创办之初,全国高校专业设置的基本格局是理工分校。
卢嘉锡则主张,福州大学应当理工合校。他认为,“工科有了理科,工科的基础理论教学就有了保证,有利于把基础打好,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理科有了工科,便于理论联系实际,有利于综合性课题和边缘性课题的研究。
”(注2)他还说,“从我所看到的国外高等教育的情况,好的工科都是与好的理科有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多科性工科院校中理工合校应该是较好的”(注3)。
当时的高教部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听取并支持卢嘉锡的意见,福州大学迅速建立起数理化等理科系,与机械、化工、电机、矿冶等工科系一起构成理工结合的的基本办学格局。当时还决定,福州大学的理科由厦门大学的理学院分出部分数、理、化方面的专业来组建。
卢嘉锡在离开厦大之前就是厦大理学院院长,这就给福州大学理科专业的组建带来很大的方便。同时,对当时两校理科也做了合理的分工,尽量不重复设置。厦大理科要体现综合大学的特点和性质,多搞基础研究;福大的理科要侧重理工结合,促进工科发展。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福建省和全国一样,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福州大学也同样面临‘下马不下马’的问题,而理科专业则首当其冲。卢嘉锡和张孤梅等校领导联名上书福建省委,力陈继续办好福州大学、保留理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说,“我们很难想象,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完全脱离工科专业知识而独立出来;工程技术可以没有牢靠的自然科学基础而能真正长期维持现代水平。……假如理工分校,特别是工科脱离了理科,将会消弱这个学校基本理论性质学科的基础知识,对它们在解决现代工程技术问题上的充分利用将受到很大限制,这种情况在数学、物理与机械、电机、无线电的关系,化学与化工的关系尤其突出。
福大一开办就是理工合校——现在如果保留福大,可是把整个理科调走,无疑对我省唯一的多科性高等工科院校成为一个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将是一个很不利的做法。
”(注4)由于卢嘉锡当时在福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福建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他的正确意见,1962年7月正式下文通知,“福州大学继续办下去,并保留理科”。
也正是在他的倡导和坚持之下,福州大学的一个重要的鲜明的办学特色——理工结合,促进学科协调发展,在建校之初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对理工结合的倡导和坚持,实际上是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办学模式上的体现和反映。
三、精心培育师资
在建校初期,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构成了师资队伍的主体,他们教学经验缺乏,学术水平尚待提高。如何尽快地选调骨干教师充实教师队伍,如何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提高,是张孤梅、卢嘉锡等校领导十分关注又迫在眉睫的事情。“请进来,走出去”是他们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所谓“请进来”,就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调进一批中老年教师,充当教学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卢嘉锡亲自出面,联系、动员一批骨干教师到福大工作。厦门大学黄席棠教授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五十年代初调到厦大任物理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在厦大已不能担任教学工作。
卢嘉锡为了让黄席棠及其夫人高怀蓉教授改换一个工作和生活环境,以便在福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作用,就冒着风险,设法把黄、高夫妇调到福大物理系任教。
这件事,让卢嘉锡在“文革”中付出了代价。他被指责“重用右派分子”,一次又一次地为这件事写检查材料。卢嘉锡被迫给自己扣上“重才轻德”、“政治观念不强”的帽子,对黄教授仍然坚持肯定他的才华,只是平时说话口无遮拦,有些“玩世不恭”,此外不再多讲什么。
黄、高两位教授也确实没有辜负卢嘉锡的期望,以其高水准的学术素养和敬业精神,在福大物理系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着带头人和骨干的作用。同时,他们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高怀蓉教授的研究生郭太良教授近些年在科学研究方面渐露头角,获得多项成果,为我国大型平板显示器的研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是我校场致发射显示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学术带头人。
担任福州大学校长八年之久的黄金陵教授也是当年卢嘉锡设法从厦大调来的。黄金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0年3我被厦门大学选拔赴苏联留学,出国前先到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接受俄语加强性培训。那年秋天,接到副校长卢嘉锡教授的电报,告知我说福大从厦门搬来福州后,处在筹建中的化学系需要我回来协作做些筹备工作……我便请假返回福州。
在榕期间,我常和当时化学系领导一起研究初期的建校事宜。后来,系领导决定让我出差厦门一趟……在厦门时,福大人事处的同志来找我,要我自己去厦大人事处转关系……那时候,卢先生一家还没有离开厦门。
卢先生要我转好关系后,带着爱人和小女孩回惠安老家看看,再来福州,行李家具由福大办事处的人负责由火车运来,我一一照办。
”(注5)就这样,黄金陵正式成为福大的一员,1962年留苏回国后就一直在福州大学工作。黄金陵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在金属原子镞化合物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福州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和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所谓“走出去”,就是选拔一批比较优秀的年轻教师和一年级大学生,送到天津、上海的重点大学培养和深造,毕业后回校当教师。这些教师学成回校,不但带回重点大学宝贵的教学资料,还带回重点高校一些名师的教学经验和科研信息,这样就保证了青年教师在起步时就有与重点高校年轻教师相近的水平。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各系的骨干教师。
“请进来,走出去”的措施,还只能解决骨干教师队伍的组建和培养的问题,大量的青年教师还需要立足本校,自己培养。卢嘉锡和张孤梅等学校领导提出“战斗中成长”的口号,这也就是当时解决师资问题的第二条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鼓励中老年教师为青年教师讲授提高课程,让青年教师上教师夜校或高年级课程,补修外语和专业基础课,还举办讨论班切磋、交流教学中的问题。
中老年教师还和青年教师定立培养合同,定任务、定方向、订规划。
卢嘉锡更是以身作则,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为化学化工系青年教师讲授《群论》和《高等无机化学》两门课程。九十年代担任福大化学系主任的黄健全教授就是当年听过卢嘉锡讲课的青年助教,他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两门高水平的课程,“使听课者获益终身”。
二是大胆起用青年教师上讲台,要求他们向中老年教师学习,认真备课,上好每一节课,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尽快过好教学关。在卢嘉锡的支持和倡导下,各系创造出许多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如集体备课、预先试讲、教学观摩等。
卢嘉锡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对青年教师的的培养和传、帮、带过程中,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健全教授回忆文章中写道:“记得1963年的一个冬夜,卢老师敲开我在丁字楼的房门,向我询问有关聚氯乙烯塑料发明的掌故,因为他一时无法查得准确的资料。
我虽然主讲有机化学,然年轻学浅,所知甚少未能回答。卢老师这种一丝不苟、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我却铭刻在心。”黄健全在文章中还提到,“1964年,我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要求压缩四分之一教材内容,卢老师亲自到系参加几门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
那天下午,我在黑板上写出有机化学课程各章重点和欲删去的内容之后,他以切磋的口气谈了看法。例如对金属有机一章,他指出这是属于新兴的交叉学科,是否可以少删一些?并指着黑板的一处说:‘你要用刀而不是用手去删!
’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把‘删’错写为‘才册’。像这样一位校长下系和教师一起研究教学大纲,此后我再未见过。”(注6)卢嘉锡当年的学生、助手,有不少人至今还保存着经卢嘉锡修改过的论文、作业或学术报告。
黄金陵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手头还保存着数份三十多年前经卢先生修改过的论文底稿。这些稿子随着岁月的流逝纸质变黄了,字迹淡漠了,然而卢先生那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仍跃然纸上。
四、福州大学科研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
福州大学科研工作开端和发轫是卢嘉锡完成的。早在1950年,他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创办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物理化学研究生,成为解放后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到福大后,作为当时福建和福大唯一的自然科学学部委员,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组织,对卢嘉锡来说是责无旁贷的,福大当时的主要领导也给予充分的信任,放手让他负责科研方面的工作。
然而,建校之初的福大,开展科研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卢嘉锡发动、组织各系的教授从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及福建省相关的产业部门承接课题、争取经费,还利用自己在科学院系统的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亲自出面做工作,争取科研项目。
福大物理无线电工程系承接的课题“氧化镁冷阴极的研制”就是卢嘉锡亲自出面争取到的。其次是科研人员问题。卢嘉锡在组织中老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也要求青年教师在过好教学关的同时,积极参加科研工作。
他强调,各系、各教研室对教学和科研工作要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作到教学科研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当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他加强了该所与福大有关科系的合作,建立了教师和科研人员互相兼职的制度,并且在时间的安排上作出明确的规定。
对福大兼职的正副教授要求每年平均不少于六分之一的时间来所工作,兼职的助教和讲师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所工作。1962年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黄金陵就是兼职教师中的一位。
他当时兼任物构所学术委员和结构化学研究室副主任,指导近10位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卢嘉锡也安排所内的专职科研人员兼任福大的教学工作,特别是讲授专业课程和参加毕业生论文的指导工作。这种兼职制度,使福大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科研活动,也缓和了物构所科研人员单薄的状况。
为了尽早反映和推动福大的科研工作,并把福大的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站稳脚跟,1961年,卢嘉锡主持了《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筹办工作。他不但参与筹划版面、组织稿件,还亲自审阅每期发表的论文,有时不仅对内容提出修改意见,连文字都加以修改。
对于论文的英文摘要,他更是认真审看、修改。1961年,《福州大学学报》创刊号出版。虽然当时因纸张紧缺,用的是粗糙的毛边纸,但是它却凝聚着卢嘉锡大量的心血和殷切的希望。
在创刊号上,卢嘉锡发表了题为《略谈有关共振论的一些问题》的文章,为他留学美国时的导师、著名结构化学家、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教授在30年代提出的科学假说——“共振论”讨回公道。原来,在50年代初期,在前苏联的用行政手段干涉自然科学研究做法的影响下,国内也有人不适当地把鲍林的“共振论“当作唯心论加以批判。
卢嘉锡作为鲍林教授的门生和一个对科学研究抱着严谨态度的结构化学家,对这场“批判”有着自己独立的看法。
这时他终于把萦绕脑际多年的问题写成文章公诸于世。在文章中,他以丰富的结构化学知识为基础,客观地回顾和评价了“共振论”作为在结构化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作用和缺点。文章不仅蕴涵着丰富的结构化学知识,而且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注7)
在“文革”前的四五年里,该《学报》为半年刊,汇集了福大建校初期理工科教师最早的一批科研成果。1978年元月,停刊八年之久的《福州大学学报》复刊,卢嘉锡仍任总编辑。这时,科学的春天正在来临,卢嘉锡开创的福州大学的科研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卢嘉锡亲自组建并长期在其中工作的化学化工系物理化学教研组被大会评为先进集体,两个合作科研项目获大会成果奖。同年召开的福建省科学大会上,我校有50个项目获奖。
卢嘉锡的学生、我校化工学院毕业生魏可镁领衔的科研群体开始崭露头角,这一年他们研制成功f—a10型合成氨催化剂,获得国内化学化工界的重视和好评。1979年10月19日,我校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卢嘉锡在会上作了《关于类立方烷型原子族的结构化学问题与一些单烷体重烷体的试探合成》的学术报告。
这次会议征集到209篇论文,内容覆盖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技术的方面,不少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后,我校的学术活动日益活跃,科研项目增加了,撰写的论文多了,教师参与学术活动的学科领域拓展了。
1982年,我校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的时候,征集到的论文的数量翻了一番,达509篇,而且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87年,我校有150个科研项目获得国家部委或省级的奖项,其中魏可镁等研制的a—110型氨合成催化剂获1983年国家发明三等奖,这是我校科研项目首次跻身国家科技三大奖行列。
此后,魏可美领衔的科研团队在化肥催化剂研究领域不断攻城略地,硕果累累,多次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卢嘉锡治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卢嘉锡治学严谨,在培养人才方面更是满腔热情,不吝付出。在他的影响和培养下,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他常说一句话:“一个老师若培养不出几个超过自己的学生,他就不是一个好老师”(注8)。正是在他的大力促成和推动下,校内外一批又一批的教师和学生得以走出国门,留学深造,回国后成为各自学科的带头人。
福建省乃至中科院系统许多担当重任和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都得益于他的教育、培养、提携、帮助、鼓励。在他的学生中,先后当选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的就达十多人(其中福大毕业的学生有三个),还有为数众多的教授、研究员。
在他的身体力行的倡导和长期不懈的努力下,福州大学以及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结构化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队伍中,形成了一直基础扎实、创新目标明确、学术思想新颖、朝气蓬勃的科研群体和梯队。卢嘉锡在化学教育上的贡献和他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这一代人,正在传承和弘扬卢嘉锡的精神遗产,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余贤虎)
注释
(1)《卢嘉锡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编,第13页;
(2)(3)(4)转引自《福州大学本科教学评估自评报告》;
(5)《八年大学校长》,黄金陵著,第356—357页;
(6)《芬芳桃李忆当年》,第66页;
(7)《卢嘉锡传》,科学出版社,第143页
(8)《卢嘉锡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编,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