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电影 范长江任《大公报》记者期间发的新闻专电

范长江是以写通讯著称并闻名全国的。除通讯外,他写过新闻吗?知道这一点的人,恐怕就不多了。研究表明,他不仅写新闻,而且重视写新闻。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当报社通讯员的时候,主要写的就是新闻。1936年5月底,他结束历时一年的华东、西南(四川)、西北采访,进入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到1938年9月他离开大公报,其间他写的新闻,绝大部分是通过发新闻专电这种形式出现的。

离开大公报后,他担任各种新闻领导工作,亲自动手写新闻的机会少了。本文重点介绍他在大公报任记者两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的新闻专电。

考证范长江发的新闻专电是一道难题

范长江发的新闻专电都是不署名的。新闻专电不署名,是当时报纸这种媒体的普遍作法,并非他一人所发的新闻专电如此。范长江生前没有留下话说明哪些新闻专电是他发的,他的新闻文集也没有收入他在大公报任记者时所发的新闻专电,要弄清他究竟发了哪些新闻专电,这就需要作一番考证工作了。这种考证实际上是一种发掘史料的工作,是研究范长江的新闻实践所不可缺少的。

然而,考证范长江所发的新闻专电并非轻而易举。那么,有没有规律可寻呢?答案是肯定的。我的经验是:一、先按采访任务划定一个范围,有目的地去寻找。比如,本文涉及的"1936年绥远抗战中"、"1937年初从绥远去西安延安途中"、"1937年春夏之交四川大旱中"、"1938年鲁南战役中",这些就是范长江"奉社命"采访过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也是寻找他所发新闻专电的四大范围;二、注意电头。

范长江所发的新闻专电,一般都注明"本报记者发专电"或"本报特派员发专电",以区别通讯员发的新闻专电。

也有的新闻专电没有注明,那就需要作过细的辨别工作了;三、从通讯中找线索,找事实根据。范长江每到一地,往往先发新闻专电,后写通讯。

专电是简述,通讯是详述。我们从范长江写的通讯中,可以发现他发新闻专电的某些线索或事实根据;四、查相关文章。范长江写的相关文章,如《祖国十年》、《我的自述》等,因为涉及到他本人的经历,也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他所发某些新闻专电的事实根据;另外,范长江的友人所写的相关文章,也能为我们提供他发新闻专电的线索和佐证。

例如,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报道台儿庄大捷,始终和范长江在一起,可谓"形影不离"。陆诒后来写的《战地萍踪》一书,就回忆到当时他们采访的情况;五、范长江的写作风格。

本文所选范长江发的新闻专电,就是根据这几条来判断来认定的。那么,认定范长江所发的新闻专电,是不是就一点困难也没有了呢?也不是,比较考证范长江的其它作品来,认定他所发的新闻专电,我始终认为是一道难题。

困难主要表现在:范长江所发的新闻专电,往往是和通讯员及大公报其他记者发的同类专电混在一起的,如没有特别的特征,就不大容易辨别清楚。本文涉及到的其他记者,如1936年报道绥远抗战时有孟可权(笔名秋法)和邱岗(笔名溪映),1937年报道四川大旱时有汪松年(笔名木公),1938年报道鲁南战役时有高元礼(笔名高公)。

这就需要多方面找根据,反复进行鉴别。我遵循的原则是,凡一时不能准确认定是范长江发的新闻专电,一概不选。

本文所选,只有一例是例外,即《李长官谈话》那篇。需要说明的是,1938年5月10日,徐州遭到日机猛烈轰炸。当晚,范长江和高元礼一道,去拜访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关于这点,高元礼在他写的《离徐记》那篇文章中有所记述。

《李长官谈话》,是他们共同采访后发出的,很难分清由谁执笔,把它看作是他们两人共同的采访结果,我想是可以的吧。现在能认定是范长江所发的新闻专电,大约在50条左右,这并非全部。本文选出其中的21条,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