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真凶：中国人道德水准的下降

三鹿毒奶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人道德水准不断下降，由量变到质变的集中表现。这种道德水准的下降可以从中国人的口号里看得到。

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泽东的几个口号，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他们努力学习学习先进，争取在道德方面与先进看齐，社会风气呈现良好发展。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号召共产党员和干部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向先进人物学习，希望通过树立榜样，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觉悟。这一时期的人物包括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山西大寨、志愿军战士黄继光、邱少云等等等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先进分子楷模。向楷模学习成为风气。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这时候的十五年里，这个口号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主动地去向雷锋看齐。

但是这种积极的自我道德提高的活动，在进入一九七八年后，人们在反思文革中的假丑恶的同时，在舆论和精英的引导下开始公开质疑过去自己熟悉的道德价值观。虽然每次大讨论结束时都能听到重量级人物呼吁坚持以往道德标准，但是每次大讨论的结果是人心更迷茫，对道德标准的内涵更加糊涂。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内心挣扎中国了三十年，糊涂了三十年。

一九八零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提出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自此，人们对自己已有道德准则的坚持开始了动摇。

一九八二年，第四军医大学三年级学生张华为了抢救落入粪坑的六十九岁掏粪老人光荣牺牲了。一场“一个‘金贵的’大学生跳粪坑救老农值不值到底‘值不值得’？”的大讨论沸沸扬扬了多少日子。结果是英雄虽然得到了里碑纪念，但是舍己为人的精神开始远去。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三日，四川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十四岁的学生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伴随着对英雄的学习呼吁的是，更多的声音是质疑鼓励学生见义勇为的教育。精英们把在美国等外国看到的搬了回来，作为明证。他们说在美国等国家，即使是成人在遇到有人遇到了危险的时候，也以保护自己为第一原则。当年美国就是道德标准的化身，见义勇为的呼声就此止步了。伴之而来的是救助遭质疑吃官司。

一九九七年，山西太原一个把摔倒老人送到医院的年轻人背上了撞倒老人名声，其家人要想他索赔，老人则一声不吭。再后来，救助他人遭厄运的例子层出不群，同时撞了就跑的例子也屡禁不止。

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们发现这种观点开始被人们所遗弃，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提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衡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非但没有能够匡正下降中的道德水平，反而为“毫不利他专门利己”的人提供了如何利己的理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去年还有不少文章还在喋喋不休的讨论这个理论，要弘扬这个价值观。

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的所谓亲民主精英们在八十年代大肆抹黑毛泽东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质疑达到中国历史名人的高潮。开始攻击岳飞文天祥、攻击狼牙山五壮士、攻击刘胡兰。为汉奸鸣冤叫屈、推崇罕见书文、为以前的道德批判对象正名。乌烟瘴气，甚嚣尘上。

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正式取消了“遇到坏人坏事敢于斗争”的内容，公开否定赖宁的意义。

三十年的煎熬，中国人终于成了温水煮熟里的青蛙，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需要起而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需要禁而远，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感恩戴德了。相反中国人似乎更多了些歪理来为自己开脱。最典型的就是“范跑跑”。

从九零年起，中国出了多少质量大案。有朱镕基总理称为豆腐渣工程的建筑，有淮河及中国众多河流的被严重污染而不能很快的治理，有大头娃娃奶粉，有河南艾滋病蔓延，有各地矿难不断，有毒米毒油食品，有病人死了医生还给开药吃，有明知道非法集资违法而趋之若鹜赔钱就聚众要挟政府的民众，有出了车祸盯着受害人开飞车的司机，有看到出了车祸不救人而是抢物资的案例，有完工不久就轰然倒下的大桥，有为了牟利把渗水水库修在人头上的矿主，…………

产品质量问题并不是新鲜问题，过去也有过，国外也有过。但是相对于那些，三鹿毒奶粉的出现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患病的症状。一个患有道德标准缺失症的民族，就如同航船失去指南针，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只知道为自己牟利，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合法正确的牟利的民族是不可能杜绝灾难的。

中国的亲民主精英们把解决问题到出路寄托在一人一票为核心的民主上。试想一个缺失了民主道德准则的民族能选出有道德水准的领导人吗？只能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