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名言 李鹏忆改名经历蒋南翔: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2】

李鹏忆周恩来: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自然科学院位于延安城以南的杜甫川,我们住的窑洞地势较高,窑洞前面有一处平台,在平台上可以看到途经杜甫川到延安城以及杨家岭的大路。1943年7月的一天,同学们正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大家都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见三辆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这在延安还是少见的事情,因为延安是没有汽车来往的,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驴、骑马。大家都认为这是周恩来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窑洞和一间朝东的平房,整个院落在中央办公厅二楼斜对过。第一孔窑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宿的地方,同时也是邓颖超办公的地方;第二孔窑洞是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同时兼作会客和吃饭用;第三孔窑洞就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刘三源住的地方,他负责掌管机要文件。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安排在朝东的那一间大的平房里。

我向窑洞走去,门外的哨兵都认识我,直接放我进去了。我径直走进第二孔窑洞,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里面。他们看到我进来都很高兴。按照惯例,每次见面周恩来都问我:“你还驼背吗?”他叫我站起来,又朝我背上拍了一巴掌。

邓颖超说:“兰兰又长大了,又长高了。”这时周恩来转身问我:“你们现在在自然科学院学得怎么样?”我答道:“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说:“那你讲一讲你学到些什么?”我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整顿‘三风’的报告,主观主义是学风不正的主要问题。

”接着他就问:“那什么是教条主义呀?”我答:“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不联系实际。”接着他又问:“你们还学了什么?”我说:“我们还学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干部都要站稳立场,为工农兵服务。

”他听了我的回答后点点头。我又继续讲:“我们还学习了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关系,感性知识是我们的第一认识,然后上升到理论,就是理性知识。

”他听了点头称是。我又告诉他:“我们很关心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今年2月,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打了大胜仗,苏联从此转入战略反攻。我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自己绘制了一张地图,把苏军战略反攻的情况每天都标志在地图上,现在的问题是,英美盟国为什么迟迟还不开辟第二战场。

”他听了以后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我觉得我讲得够多了,就停顿下来专注地听他讲。周恩来说:“从你今天讲的看来,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们在延安学习,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的院长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能在徐老的直接领导下学习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说完这段话,邓颖超又对我讲了我母亲在国统区也就是在重庆工作的情况。她说:“你妈妈工作很出色,她主管的第三保育院是各保育院中管得最好的。她为我们党的政策宣传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身体很好,你不必过分地惦记她。”

晚上,中央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一个欢迎周恩来等同志返回延安的大会。吃过晚饭后,他们叫我一起去。中央在延安的所有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以及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我坐在他们的后排。

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主持。首先讲话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他说:恩来同志和他所领导的南方局这几年工作很有成绩,维护了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是我们的红色大使。

任弼时讲完以后,李富春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简单介绍了在大后方重庆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他说: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历史,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道路就是我们党所走的道路。他讲完话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着,李富春宣布请林彪讲话。1943年初,林彪以朱总司令代表的名义去重庆见蒋介石,主要是谈八路军扩编的问题。原来八路军只有3个师,现在队伍已经壮大了很多,当时名义上我们还是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以林彪去见蒋介石。

我们知道,当时林彪很有名气,因为他指挥了平型关战役,是一名抗日英雄,所以派他去,估计蒋介石不好拒绝。林彪到重庆以后,蒋介石见了他一次,敷衍了一阵,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他和周恩来等一起回到了延安。

林彪上台看了看大家,说:我完全同意恩来同志刚才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大家都愣住了。接着他就说: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吧。当然在座的同志也都了解这个情况,于是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林彪就结束了讲话。接着,请邓颖超讲话。她介绍了在大后方,也就是国统区妇女运动开展的情况,谈了妇女运动对于推动抗日、反对分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几位领导同志讲完话,欢迎大会就结束了。

有两件事,周恩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那是他刚回来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

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