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最后“发报人”：曾一天收发电报十万封
1985年以前，北京个人电报业务量最多时每月超300万份，现在是一个月摊不上几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工资一二百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3分5；现在，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是1890元，发电报一个字收费1毛4。电报曾是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如今正快速退出民间视野。那么，还有人在发报吗，又是什么人在坚守？北京晨报记者本周走进了电报大楼，探访京城最后三位“发报人”。再过些日子就只剩两位了，因为三人中最资深的报务员，本月底就退休了。
“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母子平安”……40年了，白何廷（图中右下）已经不记得发出了多少封这样的电报，每一份惜字如金的电报，都传递了一个家庭的牵挂与急迫。
这个月底，白何廷就该退休了，自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上班至今，他已在报务员岗位工作了整整40个年头，也是大楼里最后一位资深报务员。年近六旬的他，发起电报来依旧反应敏捷。
“我当年学电信专业，19岁就给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楼环境舒适，所配设备科技含量高，而且离天安门那么近，我当时觉得自己倍儿幸福。”白何廷介绍，以前学习电报，莫尔斯电码首当其冲，而在他入行时，几乎就不再使用莫尔斯发报。“一九七几年那会，我们用的电报机就已经是类似打字机的外形，键盘也跟现在的键盘没什么差别，而且不再是那种会发出‘嘀’‘哒’声音的老机子，是通过汉字电报码传送信息。”白何廷拿出一本手掌大小、泛黄的册子，随便翻看一页，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汉字，每个汉字下都对应着4个阿拉伯数字。“过去，任何一个报务员都能熟记至少多半本，常用汉字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你看，‘0554 0079 2525 1032’就是‘北京晨报’。”白何廷笑着脱口而出。
白何廷说自己每分钟可以发送三十字的电报，也就是每分钟要准确打出120个数字。尽管大家都是熟手，但在他的印象里，即便到了深夜，电报大楼依然灯火通明。“电报数量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最高峰时仅大楼一天的收发电报量能达到10万封。”
白何廷介绍，在当时，电报大楼是全国电信网中心和主要汇接局，此外，70年代电报大楼还开办对各大城市的报纸传真业务，就是由电报大楼将主要报纸新闻稿件内容传送到各地报社分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遇上打新闻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白何廷说。
相对于传递国家大事，报务员们平日中最常收发的，就是面对公众的私人信息。发电报是有专用稿纸的，跟传统书信稿纸差不多大，需要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正文、发件人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
以前，家家户户是没有座机电话的，局级以上干部才有，手机更没人听说过。整个50年代至80年代，电报是老百姓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那些年，白何廷觉得，电报这东西，大家会永远用下去的。
白何廷刚参加工作，就在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电报大楼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传送带上的电报跑个不停。大家全靠电报和震区的亲人联系。”那时候，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因为电报按字收费，起初四分钱一个字，一封电报内容加地址怎么也得20个字，也就是8毛钱。可那时候大白菜5分钱一筐，一封电报够买一车菜了。而从80年代以后涨到每字一毛三分五，即便大家工资涨了，一封电报开销也不小。所以除非家里有大事发生，否则不会轻易发电报。”人们只要一听说来电报了，不是激动就是紧张，因为电报不是让人大喜就一定是大悲。白何廷发报几十载，送出最多的内容为：火车接站、结婚生子、病逝速归等内容。
人们为了节省，对电报的内容可谓惜字如金，这特别考验文字水平，“那时上学，会有专门课程教学生学习如何用最短的语言写电报，有的人用文言文，有的甚至只用一个字。”白何廷感慨道，随着长途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的兴起，传统的电报业务日益萎缩，“如今电报只有极少的业务量，一年只有几十封。去年有人别出心裁，用电报给几十个亲朋好友发送自己的结婚请柬，也就是图个情怀。”白何廷说，尽管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但大楼里仍有两位报务员在坚守，“电报还不会在京城里消失。”
1978年进入电报大楼的王德源（图中左上）被分配到“送报”岗位工作，送的是电报。讲起送报时的风霜岁月，他仍历历在目。“起初，无论刮风下雨，送报都是骑着绿皮摩托车走街串巷，那时发报的都是急事，大半夜去送报也成了‘家常便饭’。”他拍着胸脯说，几十年跑下来，北京如今五环范围内的各个胡同、局、所……他都门儿清。“直到80年代末，送报就换成了汽车，用汽车送报主要原因是那时电报业务推出‘鲜花礼仪’服务。”鲜花电报曾风靡一时，而王德源在送报同时还兼起了“月老”的重任。有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小伙儿，为追求心爱的姑娘，每天都为她订“鲜花电报”，王德源为他送了半个月，姑娘终于答应了。王德源笑着说，后来不少情侣喜结连理，还特意来向他道谢。
虽然在送报岗位兢兢业业的王德源屡受领导好评，但在他心里“报务员”这个最初的梦想从未破灭。2015年报务岗位缺少人手，王德源赶紧毛遂自荐，“报务办公室在大楼四层，对于报务员外的其他人都是保密的，不能随便进出。这下终于如愿进到心中那个神秘的地方工作，当时既兴奋又忐忑。”
如今，发报机更新换代为自动转化代码系统，可以免去背诵纷繁复杂的四字电码，但对于王德源来说，刚入报务岗一道难题就横在他的面前——背英文代码。俗话说：三十不改行，四十不学艺。从手握方向盘到敲击键盘，面临的障碍比王德源想象得要多。他说，“在给各省市地区发送电报时，都有‘公电密语’，一般就是由几个英文字母表示出一句话的意思，而不同的邮局有相对应的‘密语’。一下要背上百个‘字母组合’，还真有点吃力。”虽然底子薄，但他相信勤能补拙，王德源每天6点就早早到岗，抱着“公电密语”手册来回翻看，晚上临睡前还要温故一番。“真不容易，现在常用的‘密语’记得八九不离十，发公电电报不成问题。”王德源自信地说。
45岁的陈宝凤（图中女性），是现今大楼报务岗上最“年轻”的员工，自称“愤青”的她扎着马尾辫，干起活来干脆利索，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在收报机、发报机之间来回穿梭，一刻也不闲着。
做报务员前，陈宝凤在电报大楼销售业务部工作，2014年11月5号上午，大楼领导突然把她叫过去，说报务岗要人，问她愿不愿意去。“我当时脱口而出‘愿意’！”领导让她好好斟酌，也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我回家一说，儿子首先就唱起了反调，他挺着急说，‘妈妈，现在谁还发电报，电报快死了！你去做报务员肯定挣钱少’。”听了儿子的话，陈宝凤百感交集，她突然发现自己甚至从没考虑过“钱”和“前途”，但是这并未动摇她的选择，所幸陈宝凤的老公投了支持的一票。“后来我俩一起哄儿子，告诉他‘妈妈要做的事比挣钱更重要’。”
当年报务岗日常工作中的“水情电报”全天每隔三小时就要向各气象局发送，也就意味着陈宝凤不再是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经常要通宵值班。而面对同样让她“头疼”的公电电报，陈宝凤也有自己独特的秘籍。“白何廷是我的师傅，他每教我发完一次报，我就会把已经完成的报样再复印一份，把师傅强调注意的地方做标记，再把自己掌握不好的地方多练习。”日复一日，她将发报记录累积成一叠厚厚的册子，陈宝凤说，这么做还另有用意，“白师傅马上就要退休，之后我和王师傅都要独当一面，有这些笔记，心里更踏实。”
陈宝凤说，一想到即将退休的老师傅，她感觉自己也成了有使命的人。“之所以自称‘愤青’，一部分正因我看到老北京的物件、情怀在逐渐消失，而我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带来哪怕一丁点的改变。”电报大楼耳濡目染那些老“电报人”为人处世，让她充满使命感，觉得必须将“电报”传承下去。“如今虽然民用电报萎靡，但由于电报的安全性，有一些行业还在使用电报传递信息，最高兴的这两年看到一些人重新拾起对电报的兴趣，我觉得，电报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