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简历 访《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用历史凝聚照片

我的理想是当兵,人生的第一个打击是当兵没有当成,记得当时招兵的人都已经来家访了,与我父亲“相谈甚欢”。但由于文革中父亲有一些“问题”,最后被拒绝。 遭受第一次打击后,我1968年被下放到建设兵团,当时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

非常努力地工作,干农活、收小麦、背山火,很艰苦,十七岁不到,体重不到一百斤,扛的麦子一袋160斤,黄豆200斤,扛不动也得扛。1970年入党,提了干,还当了副连长。 1973年,回城到北京崇文区手表壳厂工作,很快成为手表壳厂革委会副主任,我在哪里都干得很出色,很卖力,上下反应都不错。

1975年,邓小平复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系列举措把濒临崩溃的经济拉回来。深得民心,大家对改革真心拥护,但好景不长,邓小平很快又被打倒。

1976年,周恩来去世,不满的情绪爆发了,四五运动是第一次群众自发的反抗。大家都觉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写了个悼词,领着厂里八十多人到纪念碑搞了个仪式…… 我的摄影生涯是从1976年开始的,父亲那里有一台抗战时缴获的日本照相机。

作为红卫兵串联到韶山、井冈山时也带着它,到建设兵团时也带着它,不过当时仅仅把它当成一台玩具。四五运动时也带着,拍得不多,也不会拍。

记得后来人们组织了个影展,叫“人民的悼念”,展出的照片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按现在眼光看,都不是专业水准,但看的人却人山人海,让我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天安门事件一个月后,5月6日我被抓了,还有孙正一、陈瑞,被定为“贺孙陈反党集团”,有一百多人受到牵连。

在监狱里关了7个月。审讯了49次,四人帮粉碎后我被平反,还成为团中央委员。 当时我也算是个名人,各媒体来采访我的人很多,一次见到《中国青年报》的摄影组组长洪克,我说我也喜欢照相,想当记者还把照片给他看,但后来他们也没要我,可能觉得让一个团中央委员来当一名记者不合适。

在机关干了两年,《北京青年报》复刊,而此时,我头上的光环也逐渐褪去,我要求去当记者,《北京青年报》也就接受了我。

作品要经得起读者检验 到报社后,我才感到照相机是这么复杂,就开始到处学习,找人求教,还到人民大学去蹭课。在《北京青年报》干了两年后,又调到《中国青年报》。 1984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干成了主任,当时对新闻的认识,一是想当记者,二是感受到了图片的力量,但真正怎么搞摄影新闻,还是很迷茫。

我现在的感觉,当时的新闻摄影主要就是领会精神,组织画面,照片上也是千篇一律的莺歌燕舞。

刚开始拍照时也当过“导演”,经常摆拍一张照片,要折腾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我所见过的记者都是这样干的。记得在昌平劳动的时候,一次,《人民日报》记者来采访,事先就由领导打过招呼,明天要来拍照片,然后我们在劳动时按照他们的要求走出“之”字形,折腾了一遍又一遍,照片才拍好。

但是被折腾的人都是心甘情愿,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好像照片就应该这么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曾走过弯路。记得当时我还拍过一组为了表现暑假孩子们生活的照片,头天在办公室就画出了草图,再到现场找孩子按照草图拍照。

庆幸的是,从事新闻摄影不久,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开始反省、回顾、反思,我开始研究学习,当时在讨论真实还是虚假、抓拍还是摆拍。

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 其实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新闻真实的原则和态度问题。技术是能力问题,通过实践积累可以解决,但真实是原则问题。真想明白后,就会立个标准,照片可以拍得不好,但不能把虚假的画面传给读者。

除了刚开始涉足摄影,之后,几十年,我从来不导演,我的照片是经受得起读者检验的。 好照片应准确表达人民群众的情绪 很多人都记得我那幅《小平,您好!》的照片。当时我并不是采访国庆的记者,只是陪着“三千青年日本访华团”在一个临时的观礼台上,群众游行开始的时候,北大学生方队突然打出了一个“小平,您好!

”的条幅,我看到这个情景眼前一亮,赶紧把照相机举过头顶,用盲拍的方式拍了下来。事后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看到《小平,您好!

》眼前一亮,是因为没见过!原来我自己三天两头地参加游行,喊的口号最多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中国人喊了几十年。现在“小平,您好!”突然对领导人直呼其名,当然眼前一亮,从“万岁”到“您好”,它表达了这个社会的变化,表达了人民的进步。

普通的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成果是看得见摸得到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所以这种表达是一种完全的自发行为。我有幸把它拍下来了,把这种表达、这种氛围真实地记录下来。

而且在技术上,我拍的《小平,您好!》场面稍微大一点,能看出是一个国庆游行是在天安门广场,所以见报以后能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为什么能引起共鸣,就是你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绪。 好照片应“瞻前顾后” 前是历史,后是未来、趋势。 【1】 【2】    ce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