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的父亲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父亲准备好了我们的居住地——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的清水龙潭东面的小山坡上。现在黑龙潭已是著名的公园游览区了,那时则是个道教的重要庙宇,大约有50个道士居住在小山坡处的“上观”,也有少数道士住在下面的“下观”。我们家就在下观对面隔着“清水龙潭”的薛尔望祠堂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多,我的弟弟悌之和妹妹慎之、怡之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虽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抗日战争前途未知,生活条件极度清贫艰苦,但这里确确实实给了全家人难忘的快乐时光,也让我度过了最珍贵的金色童年。

这个祠堂有主厅,三个墙面都竖满了赞颂的碑石,两边是侧房。院子的朝向和其他地方不同,主厅的朝向是西面的清水龙潭。院子里除了种植的兰花草外,还有四棵树:樱桃、石榴、海棠和一棵“痒痒树”。其中前三棵都能结出丰满的果实,或许是有纪念薛公的含义吧。

那时候这个院子,是游人常来观光瞻仰的场所。最能引人注意的是那棵“痒痒树”,用手慢慢摩擦一会儿树干,顶端的树叶和树枝就会摇动起来,据说是薛公的魂灵还在这里。

在主厅和右侧房之间,有个小的过门,门里面又是一个小院子。这个院子是一个中年道人和他徒弟两个人的住所和菜地。两个道人的任务就是看管这个祠堂。游人多时,徒弟在院子里摆小摊出售他们拓的各种石碑拓片,同时经营着山脚下清水龙潭湖南侧的小茶馆。由于市区里的人为躲避敌机轰炸“跑警报”而常来此地,生意还算兴旺。

两排面积不大的侧房空闲着,就租借给了研究院的职员。我家住在北侧房,南侧房是两位单身汉。1979年,我看到祠堂已自然塌落,游客很少,“痒痒树”也枯干了。到了90年代,那里已把旧房拆除,杂草丛生。现在几乎没人知晓,更无人观光了。只有山下的坟墓依旧,望着世间的巨变。

父亲已经添置好了最基本的家具,有长条木板床、几个凳子和一张吃饭小桌,还有做饭用的炊具和日用品,例如那时挺贵的手掌大的玻璃小镜子、煤油灯等。第二天,父亲请俞德浚伯伯的妻子俞伯母来我家里,指点如何点燃和使用这里烧木炭的小炉子,它是用泥巴打制的,用于烧水做饭以及取暖。

自此,两个家庭成了世交,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俞伯母对我母亲说:“我没想到,秉琦兄竟然是这么细心的人,连酱油醋瓶子都准备好,还给打满了。”那时,玻璃瓶子也是稀罕物件。

俞伯母还特意告诉母亲:你家不需要买肥皂啦,看,你家院子前方有这棵皂角树,到了秋天会结出许多皂角来,你把它撮泡到水里就能洗衣服了。又说:你们每天都能喝山下“珍珠泉”的泉水,那水很甜啊。

“七七事变”后,有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北郊的“龙头村”,是西南联大的主要集中地之一,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如钱临照、赵九章、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等。报载,冯友兰的旧居,梁思成、林徽因自建于此村的“三间房”旧址等现已找到。

而北平研究院则集中在黑龙潭南边的“蒜村”西侧(此地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一个生物制品公司),有严济慈、钱临照师生为主的物理学人员和历史学界的徐旭生及我父亲等在此工作。此后,历史所又在东南方向的落索坡驻地,建了简陋房子。而植物学界的俞德浚、蔡希陶等人则居住在蒜村与黑龙潭之间的植物园里。

我长大后知道,北平研究院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比我父亲年长,所以我自幼便知道要称呼他们为伯伯,而称叔叔的人很少。再以后我又注意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没喝过的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出过国。唯独我父亲,从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

这些知识分子们在黑龙潭“自行加压”,自觉地做着可以做的工作,谱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徐旭生和父亲的办公室起初是租借了上观里主殿的西厢房的楼上,和另外一两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里是现在游人必然会去的唐梅宋柏庭院,正面是大雄宝殿。西厢房前还有一棵生长良好的高大的茶花树(明茶),它和唐梅宋柏并称为“三异木”。

父亲回忆道:“每当茶花盛开时,我开窗就能闻到它独有的气息,我站在木走廊上伸手即可轻轻触摸到鲜亮洁净的花瓣,早上还能看到珍珠般的露水,真是难得的享受。”我们在昆明的时候,这棵茶花树下端的枝杈生长良好,但它下方的几个枝条已在80年代后因衰败而被砍掉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惋惜地说:“这是自然规律啊!”

至交校友俞德浚

在黑龙潭的南边,有个昆明植物园,它的前身曾是静生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我最早看到这里的园长俞德浚先生,是在他的工作室。他中等身材,稍瘦,身穿西服,精力充沛,话语不多,整日埋头仔细查看数也数不清的植物标本。他的四周堆满了存放运输植物标本用的木箱子、盛放树叶标本的展柜,还有粗大树木的横切面,像个大菜墩。

他是父亲北平师范大学的老校友,生物专业,生于1908年,比父亲大一岁,毕业则比父亲早三年(1931年)。由于他的成绩很好,因此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上两年预科,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母亲说在抗战爆发前,他已经做出了优异成果并担负了很重要的职务(时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后又兼任云南大学农学院教授)。他采集了几万件标本,能记住上万种树木花草的名称,得到很多人包括外国学者的钦佩。

父亲和俞伯伯,所习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家乡不同,却成了好朋友。他们的交往始于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交谈中,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并都因为功课好受到老师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迁往大后方,我们两个家庭也建立了友谊,并延续了两代人之久。

一次,我们两家孩子一起玩耍,俞伯伯给了我们桃子吃并说:“桃子原来只是咱中国有,后来才传播到全世界的。我也要设法把一些外国的好植物品种引进到咱中国来。”

我长大后,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俞伯伯的故事。他家境贫寒,在大学期间因出色表现受到了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的好评,毕业后先是在胡先生手下工作,做出了明显成绩。他敢于冒险,在有土匪、有军阀混战、有瘴气等生命危险的崇山峻岭中,人背马驮,深入四川、云南境内原始森林,和当时还很落后的凉山彝族部落首领结识,掌握了西南地区的野生植物品种,采集了两万多件珍贵植物的标本(其中有322种为新发现的品种)。

其中许多植物的叶、根、果实标本,至今还在北京和南京的植物标本馆展示,并和国外作为交换使用。

父亲曾带我到俞伯伯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着他整理标本。后来我才懂得父亲是在有意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直到1983年还向他了解了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俞伯伯在回信里说:

秉琦学兄惠鉴:

拜读(10月)26日大礼,饮同唔教。嘱问区系一词,原文为flora,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植物群,与动物区系fauna一词相对称。现代植物群可用,古代植物群当然可用。flora一词另一译名为植物志,源于拉丁语。……

依我之见,父亲思索和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一定是从植物分类学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抗战结束后,人们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安排。事后母亲告诉我,有三五位朋友好心地劝说父亲: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了,虽然已经胜利了,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尚待时日,不如趁这个时机先去国外几年再回来,这样的运筹最为合理,而且“你的业务酝酿这么多年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留洋了,你需要看看、学学外国的现代考古经验和理论,对己对国都至关重要”。

父亲却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有和人家交流谈话的实在的重要东西了,有很好的切入点,我也支持你们出去。可我舍不得呀!——倒不是舍不得我的家,而是我放心不下北平那里的资料。我在北平还有该我做的事情,我的种子在那里。

我想尽快回去让种子发芽。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中国人要拿出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才好和外人对话,我再过十年出去不为迟吧。徐老伯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说:你我一起回北平做我们该做的几件大事情吧。

此后,那几位朋友都相继出国了。俞德浚于1947年赴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他在此期间曾从爱丁堡给我父亲多次寄来人类学、全球经济学方面的期刊,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的挂念和对我父亲学术的关怀。1949年回到昆明,1952年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还有一位比父亲小几岁的植物学家王伯伯,他曾送给我一个“大花脸”的玩具让我记住了他,也前往美国了,去学习“树皮综合开发利用”,1952年回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1945年10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研究院的通知,几天后就和钱临照先生不带家眷赶紧奔赴北平,而且乘坐的是部队的一架侦察小飞机,先去重庆,研究院好不容易给他们联系到的座位。回北平的目的是要尽快地把研究院被日伪侵占的资料、图书、仪器等收回,尤其是务必把房子收回——在中南海里的房子(怀仁堂西四所,系北平研究院的办公地)、东皇城根42号(物理所、化学所、镭学所的旧址)、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大门西侧的部分房屋(植物所、动物所的旧址),将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收回,并在副院长李书华的领导下购置职工宿舍,为研究院的全面回迁做行政准备。

他听了这个安排后,当场就满口答应了,然后才回家告诉了母亲。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当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当时我的小妹才一个多月大。

以后的事实证明,如果他和钱伯伯再晚到北平些时日,上述资产就早已成为有权有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军统等部门的囊中物了,想再索要回来是难上加难的。

父亲和钱伯伯的这两次共事,还有在昆明期间的多年接触,使两家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时,钱伯伯在唁电里特别提到了他俩这段的经历和友谊,让我深深感动,他写道:

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遥想当年世事,转瞬已成云烟伤怀之思,苍然神黯。

时间紧迫。父亲急于整理他办公室里的资料,捆扎装箱。母亲给他收拾了一箱子衣物,连夜用烧炭炉子和铁熨斗给他烙平西服和白衬衣。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我很伤心地哭了,问:“为什么不带我们走?”母亲哄我说,父亲坐的是军队的小侦察飞机,孩子不能乘坐的。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在我们四个孩子都熟睡时,摸了摸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妹妹的圆脸蛋,毅然地提起箱子转身就走了。“你爸的心里也舍不得咱们,”母亲又哄我说,“过不了一个月等有了大飞机之后,咱们就能去找你爸爸了。”但此时,我记得,母亲落泪了。

后来我得知俞伯母曾和我母亲讲:以前大家动员他出国他不去,我以为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和刚出生的老四,现在看出来了,他心里装着那批陶片呢。

这是他第二次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违背了他1942年对母亲的郑重承诺:“今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经过这动荡的几年,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抉择,时年36岁。父亲回到离别整八年的北平后不久,给我和俞伯伯的大女儿,分别邮寄来了成捆的儿童读物,邮包走了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洁白的纸张,印刷得那么好看的彩色书本,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入睡。我还常常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和父亲团聚的消息。

我们能回北平了

就在父亲离开昆明后几个月,住在薛尔望祠堂里负责经营小茶馆的神经质老道突然发疯了。据说是和道观里面的道长不和,道长说他私下得了不少收入。他四处扰人,非骂即打。有天下午他把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三岁的弟弟悌之抱在了怀里,并蹿回自己的屋子,倒插上门,将自己的道袍给悌之穿上,抱到他床上念念有词地给悌之磕起头来。母亲急得到处请人来帮忙。终于他的徒弟赶来了,破门冲了进去把悌之抢了出来。

我们没有好的去处,也觉得为时不会很长了,就到黑龙潭南边约一公里的蒜村里,租了一大间房子住下。这一住,就是半年多。在蒜村的生活更艰苦些。我的两个妹妹,经常被放在一个尺寸倒是合适的木箱子里,一边一个面对面地坐在小凳子上,中间放了一个搓衣板当成她俩的桌面。

吃饭时大人稍不注意,苍蝇就把白米饭遮住了(当地的习惯是,住房在二楼,底层是水牛和猪的圈养地)。有一天我们清早醒来时,个个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连忙托人去龙头街买来硼酸洗眼。

有趣的是,1979年我回访这家房东时,得知在当年的土地改革中,他家是唯一被划定成富农的一户。周围邻居们都说,这家可是个好富农呢。这个村子里没有地主,也没有找到雇农和真正的长工,只有下中农、中农。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时,他说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的,可就怕教条化,生搬硬套,非要揪出个地主不可。

做事情就要重实际,不能死按框框行事。又说这么个大国,各地自然环境不尽相同,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也会有差异,用一个模子、一个比例来硬套肯定闹出别扭。

父亲走后半年,母亲有两次接到研究所的通知,都说快准备吧,不久就能飞往重庆了,而且有位中年男人和你们同往,一路负责照料你们。说得很真。当时从昆明去重庆的机票极难买到,母亲急着把可以送人的物件都处理掉了,可是回北平的事儿却没有了下文。

1946年7月底,我放暑假前夕,母亲第三次接到通知,说这回快了,请准备,但此时她却有点儿麻木了。不料几天后得知,就乘后天的飞机。母亲告诉我明天不要去上学了,不一会儿,俞伯母来了。母亲看着她一面笑一面流下了泪水,把眼镜都湿遍了,过了片刻才说出话来。两人连夜收拾好了一小行李箱子衣物,第二天又雇了辆马车把我们拉到了昆明飞机场,办理手续,再到旁边的小旅馆住下。

第二天清晨在飞机场,遇到了那位西服笔挺的中年人,但他没心思看我们一眼。

在飞机上,我望着白云,望着灿烂的朝霞烘托着初升的太阳,新奇感油然而生。九岁的我隐约知道,崭新的一切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