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论中国文学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 夏志清去世

深圳特区报讯 纽约时间12月29日,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享年93岁。

夏志清,江苏吴县人,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夏志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和钱锺书等人极力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

对这几位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此书也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宗合)

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评价公允景从者众

黄维樑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的实际批评。钱锺书先生读过此书后,在致夏氏的信中称赞道:“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私人书信,往往有客套恭维的话。

不过,夏氏此书,当得起这样的恭维而无愧。坊间多的是“点鬼簿、户口册”一类的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人,只罗列一堆可靠或不可靠的资料,对作品根本不大了了,即使谈到作品,也是三言两语,说说粗浅的印象就了事。夏志清则不然,他精读过要批评的作品,凭他的通识、通达、通变,自然写出第一流的批评文章:有深入的分析,有广泛的比较,有公允的评价。

批评家最得意的事,莫过于大笔一挥,说什么作品“最”佳,哪个作家“最”伟大了。可是,这个“最”字要下得合理、下得令人折服、下得一言九鼎,却是天下最难的事之一。这个字下得不好,会使批评家信誉扫地,落得个失意的下场。

夏著的“最”字下得很多:“《虹》是茅盾……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本”;“《骆驼祥子》是中日战争前……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长河》是沈从文较长作品中最佳的一本”;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等等。

迄今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夏志清那一大串“最”什么“最”什么的评语,遭受任何的反驳。反过来说,他的论调得到热烈的响应。例如,他极力推崇的作家像张爱玲和钱锺书,都因夏著之出现而备受中外学者和批评家重视。论张、钱的专书或者博士论文,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纷纷面世,钱的《围城》英译本且快要出版了。

巴金的《家》在30年代轰动一时,极受青年读者欢迎。然而夏志清认为巴金40年代完成的《寒夜》,“掘发人性”、“植根于日常生活”、富于“心理写实”,是巴金的“优秀”“成熟”之作,比《家》好得多。

《寒夜》近年已由茅国权先生英译行世。夏志清抑《家》崇《寒夜》的做法,还得到其他的支持。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巴金经抗日战争的洗礼后,人生观及文字风格都开始变得成熟收敛,他抗战时期的长篇小说《寒夜》,在艺术成就上,要比《家》高得多。

虽然两本小说都是讨论家庭伦理的问题,《寒夜》缺少《家》里面的革命意识,但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要比《家》细致真实得多。”引文中“成熟”、“真实”等意思,和夏氏的完全一样。白先勇也跟夏志清一样,非常推重张爱玲的小说。白氏此文引了夏氏不少见解,回响着夏著小说史的基本语调。

艾略特认为批评家的一项任务,是改变读者品评的口味。不少人谈论中国现代文学,以浅薄为纯朴,以滥情为多情,不能分辨文字的高下优劣,不能认清真实与假象,更有不少人一味强调社会意识和政治教条。夏志清要改变的是这些口味。

他认为成功的作品,必须深刻而生动地呈现人生世相复杂多面的真实;成功的作品还必须有圆熟的技巧和文字。得到夏氏称许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寒夜》、《金锁记》、《围城》等,都符合这些条件。从前面所述看来,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产生了深远而良好的影响,改变了很多读者的口味。《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数月前出版了,此后的影响当会更大。

(作者为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节选自其2004年所著《文化英雄拜会记》一书)

赋予杰出以伟大

王绍培

夏志清先生在岁末年终的时候辞世,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就是不让他进入2014年。他是文学领域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像是背靠车头的旅客,他们的眼光是往后看的,过往的事情必须在他们这里有过回响,才算得上是曾经——或者竟至于将来也会——念念不忘。

文学史家亦众矣,但能够成为文学史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则需要别具手眼,另有择拣。好的文学史家不仅具有“鉴宝”的专才,简直还要有点石成金的异能。而夏志清先生兼具了这两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甫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起初我们身在大陆的读书人无缘得见,只有耳语追随传说。及至拜读,发现现代小说史的版图因此改变确实是顺理成章的。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钱锺书。如果不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予《围城》以高度的褒奖,恐怕钱先生现在还将首先是以学者的身份名世。这一点钱锺书先生自己也心知肚明。张爱玲的情况有所不同,至少是傅雷早在张爱玲出道之时就已经看出了其文学作品的杰出,但那时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最终,张爱玲伟大小说家的地位,是夏志清先生赋予的。

但是,夏志清也有“失败”的时候。他认为张天翼的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多少倍,在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用了专门的章节来讲张天翼——一般而言,文学史书上的篇幅跟被论到的作家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夏志清显然认为张天翼跟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等应该等量齐观。但是,迄今为止,张天翼仍然乏人问津。

也正因为此,我们必须把关注点从捧红过谁转移到夏志清的文学价值观上去。身在美国这样的异域带给他的一个好处是,他不必按照某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来表达,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考来构架属于自己的符号世界。他上溯人类象征世界的精神源头,寻觅出中国文学不够伟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欠奉超越性,因此西方学人初识中国文学或者会惊艳莫名,但后来就觉得重复啰嗦。

他把那种接近宗教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之有无,作为鉴赏是否为真正大家的标尺之一,这就大大地强化了文学作品中思想精神的重要性,而在这一点上及格的中国文学家显然并不多。

夏志清不是那种理解一切的文人,而是有所抉择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畅所欲言,褒贬分明,也因此聚讼纷纭。他跟唐德刚、司马长风等人的笔战是非常有戏的看点,他对金庸等人的不以为然也会令很多读者对他不以为然。但如果不是这样锋芒毕露同时棱角分明,夏志清就不是夏志清。今哲人其萎,我们如果能温故他留下来并必将传世的诸多文本,或就不必重复文学世界重大损失之类的套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