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教授 刘庆生:教授的悲哀

最近看到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针对社会上将“教授”称为“叫兽”现象,发表见解,认为这是教育的悲哀。是啊,堂堂大学教授本应是社会精英,至少也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而今,竟然被部分社会大众冠以动物名称。

尽管人也是属于动物门类,而且人类贵为“高等动物”。但多少年来,我们国人总是将某些动物称谓“兽”。尽管某些“兽”满足了我们人类的口福,却一般总是将“兽”作为贬义词。由于“兽”尤其是野兽,经常与“畜生”并列而提。

因此,无论如何,将教授称为“叫兽”的社会现象让我等教授们何等斯文扫地,脸面丢尽。那么“叫兽”称谓是教育的悲哀吗?是社会的悲哀吗?我揣测,持“叫兽”称谓是教育悲哀观点似乎是责怪称呼“叫兽”的人。

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称呼教授,因为“叫兽”毕竟是一个非常不雅和丑陋的称谓。况且称呼者们通常也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 众所周知,想当年,大学教授是何等风光。即使在知识阶层,为了突出“教授”的“高贵”和“尊严”,领导们赋予一些匪夷所思的称谓,如教授级研究员(我认为是最无厘头的称谓),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那么,将原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教授”被当下部分社会大众称为“叫兽”是谁的悲哀呢?我认为主要是教授的悲哀。

回忆往事,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1965年我上大学时,我的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共有正副教授23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而现在中国地质大学南、北加起来可能超千人,是原来约40倍。那时教授和副教授大都在海外名校留学归来或国内名校毕业(主要是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且成果等身。

要晋升副教授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彭志忠老师于上世纪50年代中在世界上首次测定复杂葡萄石晶体结构,破格晋升副教授。

文革中他被下放到我校湖北省丹江口五七地质队。那里条件很差,我看到他那阴暗潮湿房间的书架上大量以俄文和英文为主的外文书籍非常感动,也影响我至今。对这些教授我一直是仰视和羡慕不已。

那时教授在我心目中就是一群“学问高深道德高尚”的人,并暗下决心,将来也要争取成为一名这样货真价实的教授。 那么教授悲哀的根子在哪儿呢?我以为主要在下面三点: 1、政府主管部门管理缺失,对教授职称晋升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监管。

据我所知,除了美国少数名校的正教授的比例稍高外,一般大学的比例不高,尤其是以前的英联邦系统大学。我2002年初在香港大学学术访问时,地球科学系只有一个正教授岗位,只有这个教授离开,才可能晋升后来者。

近些年香港大学向美国大学学习,正教授岗位增加了好几个。据我所知,现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政府部门都赋予正教授的评审权。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指导意见,但实际操作并没有那样规范。由于管理缺位,导致教授评审泛滥,即使某些名校也不例外。

尤其是部分长期不做科学研究的管理干部也头顶教授头衔,招摇过市,严重影响了教授的社会声誉。 2、社会盲目崇拜,尤其是某些媒体不恰当的渲染。现在对教授似乎不屑一顾(武汉市珞瑜路两边高校多,市民调侃珞瑜路上教授满街跑)。

但是倒退若干年,教授还是很吃香,否则管理干部们不会趋之若鹜来争,导致教授数量大增,质量大打折扣。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博士生导师(只是一个指导研究的资格)、政府津贴获得者(一种荣誉待遇)、国家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待遇)、院士(学术荣誉)等渲染。

现在“与时俱进”的头衔更多,如中组部“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杰青(今年开始又有“优青”)、长江学者、新世纪人才等,真让人应接不暇,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头衔”。

这些头衔放在个人简介中无可厚非。因为,其中部分头衔真实反映个人奋斗历程,而且多数也是名副其实。然而作为媒体报道技术身份时只需用规范的职称头衔: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或学位称谓博士,这是国际通行做法。

我始终认为,社会分工不同,各种称谓不同是很自然的。文革中我去过首都钢铁厂和北京地质仪器厂,我就崇拜工人中的“八级工”,车、铣、刨、磨、钳每个工种都有高手。

我很喜欢看央视的“360行状元”节目,对各行业中的业务高手我是顶礼膜拜。 3、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教授自身。在早期的教授评定中资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还有部分教授在晋升时由于种种原因,其实际条件大打折扣。部分教授严重缺乏自律,当上教授后学术上不求上进。有的人责怪当下的环境不好,导致部分教授不思进取,我不完全赞同。试想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陈景润还可以潜心钻研,出大成果。

即使我这样的大学生还在文革中闹中取静,学会装半导体收音机,并开始自学英语(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学习俄语),何况今日。即使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在我周围仍然看见不少人(包括年轻人)为科学研究勤奋努力、洁身自好。

我的学校也有意识保护了一批这样专心学问者,没有让他们担任实质性行政职务。让他们专心教学科研,出高水平成果,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我自己就经常对那些来办公室聊天的青年教师袒露心扉,叫他们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环境、不怨体制、只怨自己浮躁,只怨自己坐不了冷板凳。

试想在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人成果等身,有的人成果鲜见。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社会,私利私欲人皆有之,不侵害他人就行。 就在结束这篇博文时,看到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晋升教授不成大打出手的新闻,这真是“教授的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