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张玉凤 【张玉凤隐藏了多少秘密】毛泽东钟情的谢静宜隐藏多少秘密

1994年,李志绥通过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由于书中详细披露了毛泽东不光彩的一面,且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叙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其人其事,引发海内外极大关注。

从李志绥书中,提到在毛泽东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小谢”的译电员,即在文革中职位飞速蹿升的谢静宜。作家丁抒撰文《文革时进入中共核心的女译电员谢静宜》透露,谢静宜虽直通天庭,却由于某种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迟群下榻的招待所,向迟道歉,下跪讨饶。此事“很快在清华园传开,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

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其实,在众多毛宠幸过的女人中,真正成功地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谢”:谢静宜。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隐去了她的名字,但在英国广播电台的访问谈话中透露,谢是毛的女人之一。从照片上看,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山东青岛人,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五三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一九五九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据李志绥透露,“毛同她很好”。[2]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七、八月,毛说要南下去长江游泳,指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

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送来的两名译电员,一名是广东人,一名就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小谢”,这个周恩来送去的译电员,一年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几年后竟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随“工宣队”进清华大学开始飞黄腾达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在中共的国体下,名曰“领导阶级”的工人从来没有资格领导任何人。这个“工宣队”是个摆饰,掌权的是“军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切。起初,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杨被排挤走后由八三四一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

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迟群有后台,“小谢”通天。张荣温在部队的职务虽然很高,却没后台,与上层没有关系,所以也是个傀儡。据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张荣温“是革委会主任,还得事事听从迟群、谢静宜的。”张被调走后,“学校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她步步高升,直到一九七六年被拘捕才完结。

李志绥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一九七三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几乎年年在杭州久住的毛泽东曾挑选浙江省歌舞团的几个女孩子,从杭州调入中南海工作。一九七四年前后将她们调离中南海前,毛泽东通过谢静宜把她们全部安排进北京大学,成了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

因各地掌权者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上大学成了民怨焦点,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送去的女孩子,“小谢”当然不得不收。她更知道那些跳舞的女孩子的来龙去脉。应当说她们也是李志绥书中写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而且尚未“被毛腐化”,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也不比“小谢”低多少。既然她“小谢”可以领导北京大学,她们当然也可以念大学了。

在清华,迟群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小谢”只任副职。但她身份特殊,远非迟群能比。她是毛身边最可信任的人之一。据刘冰说:“确有一些最高指示是谢静宜先传达下来,后来才见诸中央文件。”

“小谢”不仅有毛的关系,还是江青的心腹。江青待人一向苛刻,对张玉凤、“小谢”等毛器重的“女友”是例外。江青以大夫人的风范接纳“小谢”,非但不忌恨,不与之结怨,反而委以重任。“小谢”本已有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官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四届人大结束时,她又多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头衔。

从李志绥的书中可以知道,汪东兴对江青绝无好感,而据刘冰说“迟群正是他派下来的,是受他重用的。”谢静宜则有江青、毛泽东这边的后台。但汪东兴不敌江青,所以迟群也就不敌谢静宜。平时江青有什么指示,都是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布置。这使得迟群忿忿不平。

本来,他和“小谢”被称为“主席的两个兵”,但他除了清华、北大的职务外,什么也没捞到。他在学校骂娘:“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他在家里砸坏属公家的茶具,打碎写字台的玻璃板。

在学校当面讽刺谢静宜“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他还在背后骂谢“一个臭机要员,有什么了不起?”他甚至在半夜三更跑到谢静宜的居所,踢撞她的房门。谢静宜虽直通天庭,却由于某种不可言的原因委屈自己,曾到迟群下榻的招待所,向迟道歉,下跪讨饶。

当然,在公开场合,人们只看到这两个大人物道貌岸然地讲“毛泽东思想”、“反修防修”,绝对看不到这种表演。不过,迟群打砸骂街、“小谢”下跪求饶的事很快在清华园传开,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事。而运动却缘起于迟群、谢静宜向毛泽东的汇报。他们告诉毛,在林彪家里发现有林彪写的孔孟言论。毛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并让迟、谢二人搞个材料,让他看一看。

于是迟、谢二人率众去抄林彪的家,翻箱倒柜,搞出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这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不过,如同毛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却没有第二张一样,这个材料的“之二”也从未出笼。〗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再加上按语,以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譬如,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给毛写信,要求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批示:“同意转发。”于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成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便由这份文件的下达开始。迟群和谢静宜也就成了批林批孔的英雄。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主角是江青和迟群、谢静宜。江青墨水不够,批判孔子的理论由迟群、谢静宜来阐述:孔子“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

“历次(党内)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没讲不出多少道道,只强调说:批孔“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足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可以当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六四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里有数。

谢静宜紧跟江青,处处表现极左,简直就是小一号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一所中学讲话,大骂教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3]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力整顿各行各业。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据邓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个调查报告,认为北京中学生搞“教育革命”下乡“学农”、下工厂“学工”化费时间太多,文化知识学得不够。谢静宜得知后,竟马上扬言要追查后台,要查出是谁搞的报告。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八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

谢静宜是通天的,她对邓小平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和江青对邓小平的态度的反映。这一点刘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恶人先告状的古训,以为毛主席不了解“小谢”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党委另外三个副书记、常委先后于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致毛泽东,主要揭发迟群,也批评了谢静宜。但是对谢静宜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仅表示“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注:指迟群)的错误作斗争。”“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

他们设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转交给了毛。但此时毛泽东大概已作出了清除邓的决定。他正欲找个借口批邓,便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下了清算邓小平的动员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赴清华大学,出席清华、北大两校党委常委会,就刘冰等写信给毛告迟群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一事,传达了毛泽东那张纸条的“主要精神”。

由于吴德在讲话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刘冰”这句话,毛泽东的“批邓”意图一时没透露给基层干部。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揭开,迟群和“小谢”成了“批邓”的英雄。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由于从毛泽东和江青那里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周恩来的态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召开,要开得热热闹闹,要敲锣打鼓。”

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大会决定改期后,谢静宜又下令:与会者不得佩戴黑沙、不准戴白花,不准在发言中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不准讲“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并强令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句全部删去。

正因为她如此明目张胆,当年清明节前的几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时,也有人高声呼喊“打倒迟群、谢静宜!”四月五日,谢静宜从城里给清华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组织、有计划的捣乱。”迟群在校内则组织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近四十名教职员工。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五月二十日,谢静宜对电影《反击》摄制人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她说完,迟群接着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

谢静宜决心跟四人帮走。一九七六年二月她与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等讲到政治局批判邓小平的事情时,说:“最有水平的是张、江、姚、王四个人。还有另外位还比较好,其他的都不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谢静宜认为江青将成为党的领袖,便与迟群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生给江青写效忠信,并强调“在信中,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少写,主要写江青对我们的关怀”,“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谢静宜至少会弄个政治局委员,不必再“列席”政治局会议。

二十七日,江青带着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原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分〗。江青说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参加劳动”,实际走到花生地里,摆了个用铁锹挖土的姿势照完相,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后,在随员的搀扶下,江青和谢静宜分别骑上高头大马,在随员簇拥中漫步。这时的江青踌躇满志,认为最高权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马背上环顾簇拥她的男人,信口开河道:“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的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江青和谢静宜这两个“女同志”,一前一后,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耀武扬威。不过,这是她们最后一次骑马。几天后,江青成了阶下囚。谢静宜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审判四人帮馀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

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在今日中国,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边》的回忆录,断不可能发表。但是,“小谢”得毛馀荫,不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几乎被人遗忘时,出来写《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

她说她“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它写出来,留给历史”。可是她写的全是早年当译电员时的事情。好象她一直是个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象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这种完全不涉历史的“回忆”文章当然不能“留给历史”。作为清华校友,笔者的这篇文章一则记录“小谢”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乃至垮台的过程,二来就算是为本文开头李志绥医生的那段话作个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