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白谦慎谈《傅山的世界》的缘起

以王羲之(约303-361)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中国书法名家 经典谱系——帖学传统,发轫于魏晋之际,在唐初蔚然成为正统。此 后的一千年,其独尊的地位不曾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在17世纪, 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位发生 了重要变化。

新的艺术品位在18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 下不复存在,在过去的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 上的地位。

虽然治中国书法史的学者都承认碑学的重要性,但相关的系统研 究却寥若晨星。关于这个课题的中文学术成果,笔者目前所见的仅有 廖新田《清代碑学书法研究》一书,和为数不多的〜些散见于书刊中 的论文或章节。

在西方艺术史界,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 《清代的篆书》是唯一详细研究碑学的西文著作。•中西学者以往的研 究,从政治社会的变迁到学术风气的转变,从晚明书风的影响到书写 工具的变化,探讨了碑学形成的多种原因,对我们了解碑学的缘起和 发展贡献良多J然而,对碑学在17世纪开始萌芽的复杂过程,至今 缺少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1607-1684或 1685)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 析。

*傅山在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 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17世纪所有和 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 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 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 并留下不少颇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

由于傅山的书法作品 同时呈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而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书法在17世 纪嬗变的最佳窗口。 本书对17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 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 髙,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 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 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 环境和艺术品位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 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 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印 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 本书在努力吸收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 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本书所论晚 明大众娱乐活动和通俗读物对书法经典观念的影响是一个相关的学术 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创作、欣赏及收藏书法的主体,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主要是文化菁英的艺术产当晚明社会发生剧 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线变得模糊,即使是 书法这种高雅精致的上层艺术,也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

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本书在探讨清初书法中的追本溯源的 现象和学术界的考据风气的关系时,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17世纪山西 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以及傅山和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 交往。这对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或许也能有所裨益。

对清史研究而言,本书探讨的不仅仅是晚明清初社会中的视觉文 化,它同时也对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的描 述。本书以傅山与仕清汉官的交往为个案,探讨了明遗民和仕清汉官 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笔者指出,在清初的政治情景中,许多汉族官 员都渴望成为遗民的友人或弟子;明遗民们在汉官的保护和帮助下, 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而仕清汉官的赞助也就成为明遗民的艺术与 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傅山的一生可以由明清鼎革的1644年划分为时间长度大致相当 的两个阶段:晚明和清初。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急剧扩张、思想与宗 教生活走向开放、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的界线浮动消融的时代。

社会巨变促成了一个蓬勃多元的文化环境。在鼓吹探索内在真实自我 的心学的鼓励以及锋芒毕露的城市文化的刺激下,晚明的一些书法家 努力在艺术中追求“奇”的特质,使这一时期的一些书法作品具有表 现性、戏剧性、娱乐性。

随着石材的引进,文人篆刻在晚明蔚然成风。 文人篆刻又刺激了书法家书写异体字的风尚。受通俗文化的影响,晚 明书法家对古代书法经典的调侃和戏拟,也动摇了帖学传统的严肃 性。伴随着传统经典光环的销蚀,晚明艺术潮流的多元化为一些潜流 开启了发展的机会,尽管哪种潜流最终可能发展成与帖学争锋的流派 在当时并不清晰。

1644年明朝的倾覆并没有令晚明的艺术实践与风格戛然终止,在 新的政治环境中,晚明文化的遗响持续了一段时期。

然而,重要的变 化也开始出现。朝代覆没的悲剧使许多遗民文化领袖开始思考明代灭 亡的原因,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经史的研究,以期获得对古代典籍和历 史更为准确的理解。

学术风气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给予书法艺术 以意义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因考证经史而研究古代的金石铭文,访碑 与收集金石铭文成为学术生活的重要部分。书法家们也开始激赏金石 文字的古拙质朴,晚明人士已有的对古印破损印文的兴趣,这时发展 成对古代金石文字残破古朴的书风的效仿追求。

随着碑学在清代中期 成为新的书法范式,晚明张扬的狂草也终于消失在已然改变的文化世 界中。 傅山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书法家。

一方面,他是求“奇” 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另一方面,他是 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傅山一生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学术、艺 术的重要事件和潮流密切相关,本书将其近八十年的生涯分成四个时 期,并且分析每一时期的书法和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关系。

虽然这 一分期方法并没有严格地以傅山书法作品的编年为叙述顺序,但是并 不妨碍我们有效地描述和阐释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在讨论碑学和帖学的关系时,受晚清碑 学的重要鼓吹者康有为的影响甚大。

康有为认为碑学的兴起是“乘帖 学之坏”汐然而,最近的一些书学研究说明,不但在傅山生活的清初, 帖学书法十分活跃,•即使是在康有为生活的晚清,为帖学传薪且有 成就者也大有人在,况且,清代不少重要的书家都是碑帖并举的。

本 书的中心人物傅山虽为清初碑学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但一生都在临 «淳化阁帖》,他在晚年还嘱其弟子翻刻《淳化阁帖》,称此为“必传之 业”。•碑学的兴起,固然打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但绝不是取而代之 的关系。在17世纪以后的三百多年中,两者的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 又有交融的一面。治书法史者于此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