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播音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时中央电台错播成周恩来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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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

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

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

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

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

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

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

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

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1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6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电台一直使用,演奏三遍共5分52秒钟。

并机播出。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电台经常采用的做法。什么叫并机?当时,中央电台有4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4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

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除了中央电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

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告气氛相协调。

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评的。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

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

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

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

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

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

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

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

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分时间,犹如弹琴、写文章定调子和找感觉一般。许多领导、专家在场,品头论足,众说不一,能做到大多数人认可实属不易。2560字的稿子,录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录完。按照正常的播音速度,那时是一分钟180字上下,这次录音长23分钟,平均每分钟约111字,其中原因是不宜快,也有感情因素。

局领导审听了录音,不太满意,让重录。这时,夏青已近乎精疲力竭,况且时间已不从容,再录以后谁能保证比这一次更好?即使能通过,还须复制合成,还要为中央电台的对台湾广播、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华侨广播、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复制录音带(那时北京电视台用中央电台的录音)。

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第二次录音时,我决定保留第一次录音,并着手复制,有备无患。果然,第二次录音一直到下午3点30分才录完,审听后一致认为不如第一次好。由于事先有准备,而赢得了下午4点钟按时播出的主动权。

在首播之后,又由女播音员赵培录了《告各族人民书》。

这样,首次播出的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23分钟,哀乐6分钟,《国际歌》5分52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3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