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达父亲英若诚资料简介 从事多年情报工作【图】
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祖母淑仲（爱新觉罗氏）则是满清皇族。英千里是英若诚的父亲，英若诚之母蔡葆真出身宦门，其父蔡儒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省长。解放后蔡葆真曾任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
英氏家族第一位走上演艺之路的是英若诚的姑姑英茵。她原名英凤珍，是当时明星电影公司二厂的演员，曾演过《压岁钱》和《十字街头》等片。
英若诚之妻吴世良同样也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和翻译家。与英若诚是清华同学。毕业后他们结成伴侣，共同分配到了北京人艺。
英达是英若诚的儿子。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学习导演专业，回国后在《最后的贵族》、《围城》中的出色表现让他声名鹊起。他导演了《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等情景喜剧，英达曾和喜剧明星宋丹丹有过一段婚姻，并育一子，后感情不合，离婚。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戏剧协会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译有《茶馆》、《奥赛罗导演计划》等著作。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
1929年6月21日生于北京，满族。 少年时就读于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
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学生时代，他就开始投身于钟爱一生的舞台艺术活动。
英若诚先生于1950年考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先后在话剧《龙须沟》、《雷雨》、《明朗的天》、《悭吝人》、《茶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展示了英若诚丰富的知识面和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文革中因勾结彭真入狱，文革结束后重回戏剧舞台。因为其英文水平出色，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放宽，英先生逐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担任起一个重要的角色。
1979年，他把老舍名著《茶馆》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为《茶馆》访问西欧作了准备。
1980年春，英若诚随曹禺赴英国进行戏剧交流，随后又与英国导演合作，为北京人艺排演了莎翁名剧《请君入瓮》。
1983年，英若诚被任命为前文化部副部长兼影视剧制片处主任。
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者开展活动，给世界语事业以很高的评价。
1983年，他又将美国当代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译成中文，并与米勒合作将《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艺舞台，同时在剧中成功塑造了主角威利·洛曼。
1982年8月，美国斯诺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和美国中部、西部各大学向英若诚发出联合邀请，请他作为客座教授为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讲授表演课，英若诚结合教学实践为学生们排演了中国话剧《家》，该剧在美国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
1984年8月，英若诚作为密苏里大学常任教授再度赴美讲学，为学生们排演了根据中国昆曲《十五贯》改编的话剧，对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的结合，做了有益的探索。
1987年，出演意大利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名作《末代皇帝》中的男二号。
1993年，与基努·里维斯联手出演影片《小活佛》。
1998年，英若诚获菲律宾“麦格塞塞新闻文化奖”。
2003年12月27日凌晨1时35分，英若诚因患肝病导致的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在协和医院辞世，时年74岁。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用英语向美国学者康开丽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云在》就是康开丽根据其谈话录下的四十一盘录音带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国出版，2009年才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开丽说：“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
《水流云在》就如同英若诚演给我们的一出“戏”。“戏”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水滔滔，裹挟着世事的沧桑，而人的心绪却如浮云般悠然。这是历经大涛大浪后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戏”外的淡定。
在这出“戏”中，英若诚把对他影响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监狱生活经历放在了开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戏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带到了监狱，在无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练就出从送饭人的脚步声中听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他还为大家设计游戏，讲笑话，教狱友怎样下围棋……如此轻松和好玩，以至于他的儿子英达在幼年听到这段经历时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甚至非常向往。
在英若诚眼中，监狱里没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惩罚也不过是罚跪而已。多年后，经记忆过滤，呈现出的是他对狱友给他的那块小肥皂的感念，是“出于生存本能”而“给自己找事儿干”的自娱自乐，是有好东西和狱友相互分享时的患难与共。
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英若诚讲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贵族式的童年，这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戏份。他有着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敛之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外祖父是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的创办者，父亲英千里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的教授，在平津战役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安排飞往台湾，母亲曾受教于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来主管静宜女学……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也曾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中，对家族伟业与精神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他所要考虑的。
我们很难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正如徐晓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所说的：“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诚也不例外。
当然，除了出于“保护自己”这种本能，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与他的信仰有关。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论是英若诚，还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刚，这些抗战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英若诚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她还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们才得以加入，据他儿子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其父曾为过去的信仰说假话。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在“戏”中，英若诚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然而，逃避了社会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晚年的英若诚，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