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论文 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联名上书电影局(附全文)

独立电影七君子联名上书电影局“11.13座谈会”内幕首度浮出水面

本报独家全文刊登座谈会讨论提纲

昨天,著名影评人、坚持致力于中国独立电影发展的张献民致电本报记者,发来一份由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 局”讨论提纲,至此,传说中国家电影局和独立电影导演的首度“谈判”终于可以浮出水面。

在中国电影暗中裂变的今年,这个神秘的座谈会究竟讨论了什么内容?国家电影局究竟为此出台了什么政策扶植?电影人所期待的电影分级制度究竟是否可以实行?为此,我们采访了此次该提纲起草人之一张献民。本报特约记者 袁蕾

官方和民间的第一次对话

“这不是谈判,这是座谈。”

“这个会一直都说要开,其实差一点就开不了了。”早在今年年初,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不绝于耳。今年8月开始,国家电影局开始召集一些著名的独立电影导演,跟他们说“既往不咎”,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但至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进行,一直就没有确定。11月的时候,电影局采取主动,电话通知王小帅,让其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国内著名独立电影导演,共同参加此次会议。

“电影局来到电影学院宣布新政策是让我们没有料到的”,而张献民他们没有想到的原因是,大家都习惯了被叫到电影局的“训话”形式,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也可以到民间来。

座谈会是在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的,当时学院领导通知中青年师生参加,电影局的人自己打电话通知了王小帅,让他把贾樟柯、娄烨等电影人叫来参加这个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就这样分成了电影局官员、电影学院领导、独立电影人、电影学院师生这4个部分,“一共来了100多人”。

“当时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小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我们都是发了言的,贾樟柯的左边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后排有雎安奇、李玉、耐安、吕乐。后排的人都没能发言,不是他们不愿意发言,而是当时的场面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言。”

大家都习惯了被叫到电影局的“训话”形式,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也可以到民间来。

会议是从2点40分电影局官员入场开始的,会议继续到了下午5点左右正常的下班时间。前面的时间都是电影局的官员进行宣讲,“电影局的人也来了很多,像童刚、张丕民、吴克,艺术处处长姜平、制片处长周建东,外事处处长栾国志,他们都来了。”所有的宣讲大概进行了1个半小时,之后就是张献民代表大家念这个提纲,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期间形成了讨论,不是光我们电影人阐述意见,电影局的官员也有讲。”

中间发生冲突

“当时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媒体,因为这个会议是电影局组织召开的,不知道他们通知了哪些媒体,我们想通知你们(媒体)参加,本来想通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三家媒体,但又不确定是否应该通知电影局的官员,如果不通知他们,似乎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我们特别不想给他们造成这个印象,如果通知他们,又涉及到是否让他们批准的问题。

所以考虑之后我们决定不通知媒体参加。”之所以会现在才交给媒体发表,是我们认为,这个提纲提出之后,要给电影局的官员消化的时间,让他们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让双方形成对话和协商的空间。

“当时电影局的官员带来了《中国电影报》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记者。我感觉他们并不是为报道这个事件而来,只是为报道电影局官员的常规活动。非常可气的是,他们拍摄是有选择的,当电影局官员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打开摄像机,如果报道出来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是一次电影局官员对电影人的训话,所以当时就有导演急了,马上就要起身离开,场面一度十分僵持。

一位记者还说了过头话,‘你们这些导演违规炒作,被处罚就是活该。’所以我站起来说这是一个内部交流活动,不希望媒体做有倾向性的报道。正因为此,这个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电影方向的里程碑’的会议一直未能公之于众。”

原本签名的不止7个

“当我们确定了这个会要开之后,我和贾樟柯就分别打电话通知电影人都来参加,能打到电话的人我们都打了,一部分人因为要保持独立,所以不愿过来,还有一部分人要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我们都非常理解。”参加的人其实要比签名的人要多,最后签名名单的确定是按拼音排序的,“应该说是我们7个人共同讨论的提纲”。

“因为早就知道电影局哪怕可以给我们说话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所以不能各说各的,必须抱成团。我们想要避免电影局官员单方面的说话,所以一部分电影人提前商议草拟了这份提纲。其实签了名的不止这7个人,一些导演是签了名,但迫于制片人压力,又改变了主意,还有些导演虽然没有修改签名,但还是迫于制片人压力,说不能公开他们的签名,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可以公开自己的签名。”

这个提纲本来有几个方案,娄烨主张用诗化体的形式写,念的时候也激情澎湃,但张献民主张用公文体的形式写,“我觉得只有公文体,简单明晰地提出我们的要求,电影局的人才可能看懂,如果不采用公文的形式,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所以现在出来的提纲是一个标准的公文结构,有抬头、落款、数字标题以及谢谢等字样。“我们要让电影官员在最单纯的形式下知道我们的意见。”

一笔就能勾销?

对于导演们提出的提纲,电影局官员在现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我们提出的提纲从内容上看实际上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以前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提纲中惟一现实的,按照贾樟柯和王小帅的话说,这些“违规”已经拍摄出来的电影是“一笔财富”,以前的很多电影,电影局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直接打入冷宫,根本不存在内容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问题,我们想让这些电影有一个被电影局官员看到的可能,比如《站台》,很多电影官员都说哪天你把这部片子给我拿来看看,这还是贾樟柯这种已经名声在外的导演,如果没有名气的导演,他们拍了什么电影我们都不知道,何况电影内容?”

“所以我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在现行体制下能不能看到作品。”电影局官员称对违规的电影既往不咎,规定非常清楚,已经违规的但是没有交罚款的电影,都可以“一笔勾销”,“似乎这样就是暗示他们可以开拍下一部电影了。”张献民表示:“这个实际问题是国际知名的导演、能坐在这里的导演,得到的暂时情况就是可以继续拍片。

”这个表面利好的消息究竟对电影的本质开放起到了多少作用?这个“一笔勾销”一方面让以前已经拍摄完毕的电影,都被“一笔勾销”掉,电影局是否会以高姿态否决导演已经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一切从头开始而那些电影就只字不提?另一方面,许诺只关系到有相当知名度的电影人,没有名气的电影人,如果要取得跟贾樟柯、王小帅他们一样的话语权,是否还将重新走他们的‘地下’道路?同时针对已经获得了特权的这少部分知名电影人,他们的敞开是否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张献民提出:“贾樟柯本来要开拍电影的,但现在也很慎重地没有交上去。

”

“从数量上说,官方统计的数字很含混,我觉得这应该是刻意的,我看到了内容同时知道“违规”的电影每年就有10部左右,还有那些知道内容但不知道被禁、知道被禁没看到内容,以及不知道内容也不知道被禁的电影,又会有多少部呢?”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多都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

提纲不是一天诞生的

“其实1995年的时候,我就主动联系过媒体,用传真的形式发了一个联署签名了一个东西,但当时没有媒体敢报道。”张献民表示,有很多导演都干过或者想干“上书电影局”的事情,原来导演协会的滕文骥也搞了一个类似的东西,提出“影片决策人应该是导演”。娄烨和王小帅也曾经商量要将提纲复印200份,拿到金鸡奖颁奖晚会的门口派发。

“应该说多年来,大家都有这个互动,有想要对话的愿望。如果说跟这次有差别的话,就是由于电影局政策上的改动,大家多年准备的东西都可以浮出水面。”可以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文本也许都比这个提纲全面具体,但它的价值在于“这是惟一当面在电影局官员面前念了出来的提纲”,“也许他们会忘记,也许他们不会理会,但毕竟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多都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比如电影局的人经常叫贾樟柯过去训话,后来贾樟柯不服就对他们说:“电影局不应该是管理机构,而应该是服务机构。”结果这个话后来就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说“我们是为电影人服务的”。“说不定我们反对他们的话以后也会变成他们的口号,那电影改革也说不定就此成功了。”

采写:本报特约记者 袁蕾“七君子”上书电影局

感谢电影局提供这样的机会与我们交流!我们非常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因此我们汇总了部分电影人的意见,就我们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草拟了一个提纲,希望和与会者一起讨论。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

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

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

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

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

近一段时间我们充分感受到有关部门对改善中国电影环境、加速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对此深受鼓舞。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建立经常性的交流机制。

为了繁荣中国的民族电影业,我们愿意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们希望此议题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

此提纲仅代表提纲起草人的观点,仅供讨论。

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

2003-11-10于北京电影局:“电影改革正在进行”

本报讯(记者谢晓)昨日记者就此讨论提纲采访了电影局局长童刚,他非常耐心地听完四条建议后表示:“大家对分级制的认识差不多,我们也积极地在做。”

讨论提纲主要提出了电影分级和以前的地下电影能否公映的问题,童刚局长听完这四条建议后,首先向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前不久我们与大家开的那个会也就是这个目的,将一些新文件和法规告诉大家,取得的效果还挺好,像贾樟柯他们都参加了。

”谈到分级制,他表示:“现在不用多说,大家对分级制的认识差不多,我们也积极地在做,只是事情还没到成熟期我们不宜多说。”对于大家关心的以前的地下电影能否公映的问题,童局长也明确表示:“对于一些违规操作的电影,我们现在也在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认识了原来的不对、电影也修改通过的,还是有机会公映,只是要通过一些程序,电影改革都在进行,只是我们不想太高调,还是多做少说。

”广电总局18、19、20号令本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讯(新京报记者张文伯)从本月1日开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的《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正式开始实施,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日前公布了相关法令的具体内容。

广电总局第18号令《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第四条明确提到,影片摄制单位在申报电影立项时,只需向广电总局提交不少于1000字的电影剧情梗概、片名、片种、影片题材等材料,无需再提交完整剧本。

在第十一条中还提到,受广电总局委托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成立电影审查机构,按照《电影管理条例》有关内容及技术质量审查标准负责电影片审查工作。经审查同意,由受广电总局委托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颁发电影审查批准文件及技术鉴定书。这实际上意味着广电总局将终审权部分下放。

广电总局第19号令《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对中外合作摄制影片的合作形式、立项申请程序等相关细则做出了解释,其中第十九条特别明确了本规定也适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电影制片者在境内合作摄制的电影。

广电总局第20号令《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三条提到,鼓励境内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与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单独成立制片公司。在第五条中则鼓励国有、非国有单位(不含外资)控股或单独成立电影技术公司,改造电影制片、放映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

第十条鼓励现有电影院线公司以跨省院线为基础,按条例管理的原则重新整合。第十二条提到,鼓励电影制片单位在事先报广电总局备案的前提下参加国外电影节(展)。独立电影七君子档案

贾樟柯:著名独立导演。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拍摄的《站台》、《小武》、《任逍遥》等作品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娄烨:著名导演。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作品有《周末情人》、《危情少女》、《苏州河》、《紫蝴蝶》等,其中《紫》片曾角逐戛纳电影节。

王小帅:著名独立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拍摄的影片《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1995年入选英国BBC评选的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扁担姑娘》1999年参映法国戛纳电影节;《十八岁的单车》曾角逐2001年第51届柏林电影节竞赛片单元。

何建军:又名何一,独立导演。19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影片《悬恋》获第23届鹿特丹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影片《邮差》在第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虎奖(青年导演奖),在1995年5月新加坡电影节上获金奖。

雎安奇:独立导演。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8年发起壕沟电影小组。导演了18分钟的故事短片《网》,45分钟的故事短片《邮包》。1999年拍摄完成50分钟的实验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并参展2000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

张献民:著名影评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曾主演《巫山云雨》。

张亚璇:独立导演,独立策展人。影评人。导演回应

李杨:“导演和当局能有一次这样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好,由对抗到对话的转变是我国电影机制进步的表现。我们应该在2005年WTO条款生效之前,尽快以最大的诚意解决内部问题,否则到时40部的大片引进数量对双方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伤害。

电影局今年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度很大,可以说超乎意料,但分级制或下放审批权只是缓和电影业危机的手段,仅仅一次沟通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症结。一个正常化的电影环境应该是不存在所谓的‘地下电影’。”

(如果电影制度真的如大家所愿全面放宽,我国电影业会不会一举振兴?)“不一定。解开枷锁只是有了抵抗的希望,反之则一定失败。这样的对话很理智。”

章明:“其实每个导演都遇到过创作受到限制的问题,从创作角度讲,导演的考虑很单纯,但是一旦面对一个庞大的机构,就会演变成矛盾。中国电影的出路就是要走韩国道路,给电影立法。只要做到这一点,创作者就会成批涌现出来,而不是现在这样只有个别人跳来跳去。

地上地下只是个标签,希望所有的地下导演都能把曾经的光环或者屈辱忘记。这次电影局表态是‘顺潮流而动’,但并不乐观。因为中国电影就像一列惯性很大的火车,无论转向还是加速都不容易。”

刘冰鉴:“作为一个体制外导演,我这是第一次与同行接触电影局官员,总体感觉双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最宝贵的是彼此建立信任感。我同样认为分级制是目前的关键问题。我在韩国与很多同行进行交流,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有一整套措施保护本土电影,创作者本身团结一致抵御好莱坞。

目前我国的电影工作者面临着双重的环境压迫,一是内部审查,二是外来入侵。而这是所有导演都应该反思的。抵御好莱坞是我的梦想。除了这一次,我们还应该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