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石毓智 分析英语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负面影响

分析英语语言学理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负面影响

摘 要:以双宾句的研究为视角,代写英语论文本文梳理了一个多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了各种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方法在“指导”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得失。最后指出,要研究汉语的组构规律,仅靠引进国外理论不行。只有对汉民族的语言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汉字特点进行研究,才是正确的抉择。

关键词:双宾句 传统语法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功能语法 认知语言学

“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形成现代汉语。对现代汉语的研究,语法成为显学。这种改变,肇始于1898年《马氏文通》给汉语研究带来的是“语言观和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彻底更新。”使汉语研究突变性地进入了“现代期”(潘文国,2000)。

从此,国外的各种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方法,都能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双宾句一直是各个时期,各理论派别的语言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之一。本文以现代汉语语法为重点,以双宾句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考察各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如何影响和左右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

根据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指出汉语语法研究必须走独立自主的研究道路,只有对汉民族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汉字本身的特点,认清汉族人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才是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正确方向。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双宾句研究传统语言研究,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方面, 20世纪初,语言学进入现代期,这种局面依然如故。在语法研究方面,分析的标准是意义,研究词类和语法成分的对应关系,考察“哪个句子成分由哪些词类充任,哪些词类能充任哪些成分。

”也就是“分析出一个句子的几大成分,说明某个成分由什么词担任。”(陆俭明,1989)。对于双宾语,主要是进行定义,对能进入双宾语的动词进行分类。如,黎锦熙(1998/1924)提出“双宾语”的定义:“有一种外动词,表示人与人之间(或人格化的事物之间)交换一种事物的,如‘送’‘寄’‘赠’‘给’‘赏’‘教授’‘吩咐’等,常带两个名词作宾语,叫做双宾语。

”吕叔湘(1990/1942)以动词为准,提出:“一个动词除起词止词外,还可以有各种补词代表与此事有关的人或物。

”其中,代表人的,他用了“间接式”,也就是间接宾语,代表物的,他用了“直接式”的名称,也就是直接宾语,并把它们归于叙事句下。

赵元任(1980/1968)认为“有少数动词可以有两个宾语:一个是间接宾语,代表动作影响到的人;一个是直接宾语,代表动作所做的事情。”并把双宾语分为四类:给予类、取得类、教类和借类。

以动词为核心进行分类,对从形式上区分双宾语结构,有很多好处,但是,动词后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如何,当时,他们没有涉及到。不过,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开了很好的头。有学者,用双宾语的这一定义,对古代汉语中的相同的结构进行了研究。

1950年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影响汉语语法研究,语言学者用这一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陆志韦等的《汉语的构词法》。

1960年代,朱德熙先生用这一理论写成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说“的”》及《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等,成了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性的文献。结构主义对汉语研究的影响,一直到1980年代。

在双宾语的研究上,学者们专注于描写双宾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双宾动词归类。李临定(1980)把能进入双宾结构的动词分为三大类;朱德熙(1982)也分为三类;马庆株(1983)分为十四类;李临定(1984)分为十一类。

这些分类,一方面,拓宽了人们对双宾动词的认识,另方面,在不断细分的同时,汉语却出现了很多无法解释的语言事实。这就会对结构主义的方法产生了疑问,如果提取了动词的语义特征后,分类还是五花八门,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汉语事实不听话呢,还是这种语言学理论本身有问题?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在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描写,没有顾及或者就不管语义的研究,所以对于每个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的汉语来说,难怪有那么多的例外。

对汉语双宾句的讨论,用建立在与汉语相距甚远的印欧语基础上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当然只能是无法找到“对内具有统一性,对外具有排他性”的规律这一目标的。

二、生成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双宾句研究1980年代后,生成语言学理论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在中国大陆真正能跟踪了解、掌握乔姆斯基理论的人很少,能用乔姆斯基理论方法来考察、描写、解释汉语的人则更寥寥无几。

”(陆俭明, 2002)。在双宾句的研究上,“受Larson(1988, 1990)研究结果的启发,顾阳(1998)认为,跟英语一样,汉语中同样存在与格结构和双宾语结构的区别,并认为,汉语的双宾语结构是由与格句衍生而来的。

”(转引自满在江, 2003)。刘丹青(2001)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了汉语给予类双宾语结构。分析了汉语给予类双宾语结构几种句式各自的话语特点和认知特点。何晓炜(1999, 2003, 2008)则从英语或者英汉两种语言出发,讨论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两个结构之间不存在转换关系。

这些学者的讨论,让大家对生成语法理论也有了怀疑,据何晓炜的介绍,乔姆斯基本人认为双宾语结构是由与格结构转化而来的,其他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与格结构是由双宾语结构转化而来的。

如果说,这两种看法各有道理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认为这两种结构之间不存在转化关系,既然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语法结构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结构之间可以自由变换。

那么,认为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间没有转化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按照生成语法的理论,他们各自的深层或表层结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生成语法学派的研究者没能给出合理的答复。

1980年代以后,还引进了格语法理论,在配价语法的基础上,研究与动词共现的名词性成分,并对这些成分在语义上进行分类,力图使动词的配价更加精准。

在双宾语的研究上,比较理想的动词是三价动词,即如“施事 V 与事 受事”所示,一个动词,要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共同搭配。但是,动词究竟是进入双宾语结构之前就具有三价动词的特征,还是双宾语结构能够对动词赋予三价的能力,出现了循环论证的问题。

三、功能主义、认知学派与双宾句的研究在形式语言学影响汉语研究的同时,功能主义语言学也不甘示弱。张伯江(2005)探讨了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的问题。指出,“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混杂型特征,这个特征在汉语里的表现远比其他语言显著。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果过于相信自我语感,相信内省的语料,难免会有偏差。”尤其是在“关于大脑的自身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我们也只能在它的外部,靠观察作为人类行为的语言现象来一点点逼近语法实质”。

所以,最好用功能语法的理论对汉语进行研究。文章最后总结说,“我们相信,功能语法所倡导的区分语法现象的层次、区分不同的语体、重视语用频率、动态地观察语法的做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有广阔的应用天地。”诚然,功能语法要求从语言的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重视语言的“生态环境”。

但是,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只是考察“语法何以如此”的问题,也不能让人们知晓语言的全貌。看来,功能语法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功能主义指导下的汉语语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是表现出“混杂型特征”,没能帮助人们发现汉语的组构原则。

1990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开始追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学者们将心理学、哲学等的成果引进语言学,形成认知语言学。试图通过认知揭示人类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认知语言学派对双宾句的研究,尤其体现在Goldberg(1995)的构式语法理论。

张伯江(1999)放弃了以前“双宾语”的说法,代之以双及物结构式,用构式语法理论,从句式角度对汉语中的双及物结构式进行研究。认为,很多没有“给予”义的动词之所以能进入双及物结构,是因为该句式具有结构赋义功能,使本来不具有“给予”义的动词拥有了“给予”义,这也证明了句式语法可以弥补以前研究的不足。

但是,由于“语言哲学观模糊不清”(石毓智, 2008),构式语法本身还存在不少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用这种还不成熟的理论对汉语进行研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陆俭明(2004, 2008)指出,构式语法“还很不完善,甚至还存在某些问题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