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赵贞吉传 赵贞吉(明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赵贞吉,四川内江人,幼时刻苦聪明,28岁考中进士,王敏肃称赞他的对策文章,可与汉朝贾谊的《治安策》相媲美。隆庆年间入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当上了宰相。他有通达古今的才干,又有报效国家的宏愿。但性情耿直,与另一宰相高拱不睦,辞官返回内江。

在桂湖街聚徒讲学,并遍游内江各名胜寺庙,题诗刻石甚多。死后讣告送到京师,皇帝为他停一天朝见,表示悼念,赐谥文肃公,立三处牌坊以示表彰。内江城外有大洲坝,解放前有大洲中学(即今内江六中前身),亦有不忘赵大洲之意。生前与杨升阉、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家”,遗著有《赵文肃公诗文集》。

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嘉靖中,俺答(北方少数民族)逼迫京师,叫人送来言辞不敬的书信,要求明朝进贡,当时群臣一片慌乱,没有了主意。《明史赵贞吉传》载,赵文肃“奋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许贡则必入城,倘要索无已,奈何?”徐阶问他,那你说怎么办呢?他条理清晰的为嘉靖帝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应急举措,使得嘉靖帝的心神稍微安定下来,认为赵贞吉言之有理。

赵贞吉不单在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且在权贵面前毫无忌惮,从不为那五斗米而哈腰。《明史》载,当时刚刚被提升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的赵贞吉 “盛气”见严嵩,严嵩“辞不见”,赵文肃大怒,于是大骂守门的侍卫,后来六部堂官之一的赵文华来见严嵩,赵贞吉还在门口大骂,完全不给首辅丝毫的面子。当然文肃公也因此得罪严嵩,致使仕途坎坷,一度被皇帝认为“漫无区画”而下诏入狱。后又谪贬为荔波典史。

摔了这么大个跟斗,大洲依然不肯在严嵩面前低头,嘉靖四十年,严嵩推举大洲“赴蓟州督饷练兵”,然而大洲认为朝廷不应再多添管制,拒绝了严嵩的推荐。很快,他就被人弹劾,再次落官。可见,赵之所以青壮年时仕途不顺,归根结底还在于自己“好刚使性”的性格特点。但也可以理解为在权贵面前始终保持一种凛然的气节。而这种气节,恰恰是许多中国文化人所推崇的。

隆庆初,蒙穆宗皇帝的垂恩,赵贞吉成为皇帝的老师,在宫中担任直讲,本来已被圈为退休老干部却因为皇帝的思念和欣赏,很快便收回成命,继续留在身边讲课。终于到了隆庆三年,赵贞吉完成了从帝师到阁臣的重大转变,他被穆宗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在首辅李春芳的支持下,掌管了都察院,相当于现在检察院院长职务。

这才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后他在一系列问题上(对陈其学的惩罚问题与禁军编制问题,后者大洲以为应改革三营制度为五营,各自统领,互相牵制,而霍冀则认为只要选择忠臣为帅就好了,不用分营,再一个就是杨弹劾霍冀,霍误以为是赵文肃在背后搞鬼)与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

其中赵贞吉两次威胁要辞官归乡,但都被皇帝挽留,一次加文肃公为太子太保,一次则罢免了霍冀的官。这些都是文肃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的结果。

但是当文肃公第三次据理力争的时候,他却失败了,对手是高拱,这个后生却是隆庆皇帝在做王爷时的老师,同样深受皇帝的信任。在赵的都察院阵营与高拱的小集团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斗,赵贞吉再次用退休来逼迫皇帝,并在奏疏上斥责高拱:“久专大权,广树众党。”然而这次,皇帝的天平却偏向于高拱,他同意了文肃公的退休。

明史上所谓的“好刚使性”其实并不是文肃公的缺点,而恰恰是一种敢于讲话,敢于承担责任,一心社稷安危,不顾情面,不畏权贵的高贵精神。而我们在大千、善子、长江、培伦身上也时常看到这样执着无畏的精神,这自然是内江文化人的表率。康熙朝的张廷玉马齐这些庸臣、腐臣自然认识不出其中的高妙,他们修撰的明史,在对文肃公的评价中出现这样的一个词汇就不难理解了。

明嘉靖四十年,赵贞吉以监察御史身份去河南濮阳金堤河口(黄河的一条小支流)考察督办“治黄”工程情况。赵贞吉没有事先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微服来到金堤河“治黄”工地,在距工地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民房住了下来,亲临现场察看工程进展及工程质量情况。

数日后,濮阳县令刘仕言听说监察御史赵贞吉到了河堤口,连忙率领一班县衙赶到工地;一看,赵御史竟然住在一间四面通风的民房里指挥防洪工程,吓得立即取下头上的乌纱磕头如鸡啄米,道:“下官失职、下官失职。

下官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还害得大人露宿餐风,该死该死!”说过,吩咐下人立即回去给御史大人打点高档客房和一应“软服务”设备等。赵贞吉看了一眼刘仕言,知道此人向来与严嵩之流一丘之貉,喜好阿谀奉承、卖乖讨好,决不可与之交往。

于是,对他说道:“此屋粗可居,但每为西日所苦,奈何!但比之民工忧矣,幸无多日。”赵贞吉不过说说此地很热而已,并没有其他意思,而且也住不了几天时间就得回京复命。

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音;刘仕言认为有门儿了,“翌日未晓,但闻刀斧之声,起视之,松棚已就。询之,匠者云:‘富户方创一棚,昨日闻御史之言,即辍以成此。’”天还没亮,凉棚搭起来了。是谁这么雷厉风行、办事效率如此之高。

原来,不远处有一大户人家刚刚建好一凉棚,听说御史在这里受热,刘仕言命人连夜将人家的凉棚拆了,把材料搬到赵贞吉的窗前搭好遮阴。赵贞吉见了凉棚,心里明白了几分。果然,不出二日,刘仕言又来到赵贞吉住处,塞上一张银票,要赵贞吉回京后给他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换个地方做官;濮阳很苦很穷,十年九涝,没啥油水可捞。

赵贞吉一听厉色道:“大胆刘仕言,竟敢贿赂本官;您把本官当成严嵩之流是不是啊。限您立即将棚子搬迁回去,盖好,并陪赏相应经济损失,要不,拿你是问!

”这个刘仕言,本想先搭凉棚,进而行贿,最后达到异地做官的目地。没想,这马屁没拍好,反而拍到马蹄子上去了,心中不免恼恨赵贞吉,于是来个恶人先告状,回到县衙,连夜给严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赵贞吉在考察河南“治黄”工程时向地方官员索贿,并在背地里说您严嵩严相爷的坏话等等。

严嵩接到这样一封弹劾赵贞吉的信,非常重视,立即向皇上进言,赵贞吉因此而“遭廷杖后谪官”。

赵贞吉被贬原因复杂,不过,从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来看,这一故事情节到也有些巴谱,为什么呢?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武英殿大学士。赵贞吉于嘉靖十年(1535年)取进士,授翰林编修,以为人耿直、文章华美而为人称道;数年后,擢升为左论德、监察御史,累官至户部侍郎。

在任期间,即遭严嵩诬告陷害“廷杖谪官”。到了嘉靖晚年,皇上是越来越不喜欢严嵩父子的飞扬跋扈;于是,赵贞吉揪准时机,联合御史邹应龙、林润等相继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二人。

公元1567年,穆宗朱载继位,号隆庆。翌年,严世蕃被判斩立决,严嵩被革职抄家;同年,严嵩死。赵贞吉入阁,复起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数年之后,依赵贞吉的耿直脾气,又与新任宰相高拱“政见不和”,遂辞官回到内江,在今桂湖街聚徒讲学,并遍游内江各名胜寺庙,题诗刻石,于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6年)病逝于内江。

死后讣告送到京师,万历皇帝为他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并赐谥号“文肃公”。赵贞吉著有《文肃集》二十三卷,《四库总目》行于世。生前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