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两段情史【图】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此时太阳已进入金牛宫,因此希特勒是金牛座),在流经奥地利和德国巴伐利亚边境的莱茵河河畔奥方的布劳瑙小镇的一 孩童时代的希特勒家名叫波默的小客栈里,一个名叫克拉拉的年轻妇女生下了一个男婴。由于克拉拉前面生的三个孩子都早早夭折了,所以她对这个儿子就特别疼爱。这个男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的父亲阿洛伊斯是布劳瑙边境小镇的海关官员,是一个42岁的农妇和流浪磨工的私生子。阿道夫的母亲是阿道夫父亲的侄女。阿洛伊斯结婚时,已经48岁,新娘刚25岁,这是阿洛伊斯第三次结婚。此前他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阿道夫是他此次婚姻的第四个孩子。也可能是这种在世人看来极为奇特的身世来历和血缘关系,造就了希特勒的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希特勒是纳粹党的主席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德国法西斯的领袖。他使一战后的德国走向强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和头号战犯,对20世纪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同时希特勒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演讲家、军事家、心理学家、建筑学家、玄学家、画家。
希特勒为什么一直没结婚?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在他的内心深处藏得很深的那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他才发誓要做一名独身者,直到自杀前夕才违背这个誓言。
希特勒生硬地解释说,结婚会分散他的精力,一位国家元首只有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人民时,才能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彻底的自我牺牲。他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元首的例子,他们由于顾虑家庭,为家庭操心,而忘记了他们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希特勒说,“他们身上有着被锻炼得无比坚强的品格,却因为家庭的原因,毁于一旦。我们还看见一些男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成就伟业,也因为家庭的原因,变得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他认为他的使命重大,不允许他在个人事情上分散精力。
希特勒说这番话时,一脸的严肃认真,语气也不容置疑,最终既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也说服了那些心存怀疑的人。这个问题也到此为止了。但是在死之前几个小时他才结婚的真正原因,构成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一面。
他爱过格利·劳巴尔——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他对她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虑在他的外甥女离奇死亡后再去迎娶另外一个女人。他经常对我说,她实现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还说他有朝一日会娶她为妻,如果不是那场离奇的意外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身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从维也纳接来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女,浅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声音悦耳动听。一开始,希特勒把她当成大孩子对待,让她上音乐课,妒嫉她和别的男子来往。
1927年,当她秘密地与她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订婚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机与她断绝往来,同时威胁说,如果他对此置若罔闻,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粗鲁固执的人,为了拆散这对年轻人,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不仅威胁格利要把她赶出慕尼黑,而且还真的收回了他发给格利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前他习惯用金钱援助他们。1928年夏天,他的要挟讹诈大获全胜,彻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机。没过多久,年轻的格利认识了林茨的一名绘画艺术家,画家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很快就提议和她结婚。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私人侦探知道了这个事情,也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对这门婚事。
希特勒采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远不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他深受一种强烈嫉妒的折磨,而这种嫉妒则是由爱情引发的,只是那时他还不便表露出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那位年轻画家写给格利的情书。在情书中,那名绝望的求爱者穷尽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为希特勒将那封情书重新誊抄了一份,所以现在还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点的段落引用于此:
“现在,你舅舅意识到他对你母亲的影响力,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软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后,我们才能回击这种要挟讹诈。他果真在我们俩的幸福前面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他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母亲在同意我们结婚之前要求我们分开的这一年,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爱慕和依恋之情。我的诚实善良很难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
“然而,我只能从一些把你舅舅和你连在一起的本质上自私的理由,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只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只附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
在信的另一段,年轻的画家宣称:
“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他不会明白你已长大成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个党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仆一样对他殷勤备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这样聪明敏锐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他的顽固不化以及他对于婚姻的奇谈怪论,在我们俩的爱情和心愿前只会化为齑粉。他希望在今年内成功地战胜我们,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炽热的感情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于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一栋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利也搬到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容光焕发,详细向我们描述他们俩如何在一起度过的令他陶醉的快乐夜晚。他们俩总是一起出去购物,一起去看戏,定期参加音乐会。他带着一丝涩涩的酸楚,跟我们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气:“当我带她去时装店时,她叫店员把礼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开包装,还吩咐店员把陈列在橱窗里的帽子也拿过来。当商店里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头上戴过一轮之后,她才告诉店员说没有一顶帽子适合她戴。她说话非常放肆无理,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小声对格利说,她不能这样把商店弄得乱七八糟后,什么也不买就离开商店。她却朝我投来一个让人无法生气的微笑,并从嘴里撇下一句话:‘可是,阿道夫舅舅,这些人在这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希特勒照顾格利,时刻保持着警惕,心怀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格利都必须向他庄严地发誓,保证不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和那些曾经要好的人来往。只是在她回她母亲家的时候,他才不会强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当时,希特勒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商店里认识了一名小店员,名叫爱娃·布劳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会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场作戏,打情骂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电话把格利从贝希特斯加登叫了过来,当时格利正在那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俩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希特勒突然决定要去纽伦堡。格利指责舅舅没什么事就把她叫过来,他不在家,却禁止她去维也纳让一位声乐教师检查她的嗓音,她对此十分气愤。第二天早晨分手时,他们俩开始陷入冷战。当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爱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表白爱情的亲笔信,格利的恶劣心情顿时变成了绝望。当晚,她用手枪朝自己的嘴巴里开了一枪,一命呜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从纽伦堡紧急赶了回来。他为外甥女自杀的事感到非常难过,差点要为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枪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思饮食,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甥女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当他恢复饮食后,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变成了绝对的素食者。
连续好几个月,希特勒一直拒绝会见朋友,完全生活在对格利的回忆之中,格利的房间也保持着她死时的样子。他让那间房子每天都开着鲜花,此后的每年依旧为她举办生日庆典。直到战争爆发,他身上都带着那个房间的钥匙,甚至连格利在伯格霍夫别墅的那个房间也总是关着的。后来,当他翻修这栋别墅,扩大房子的空间时,外甥女位于侧翼的房间也原封不动。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格利的母亲想要一些格利用过的东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纪念,都被希特勒拒绝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绍布下达命令,如果绍布觉得希特勒没有什么机会离开柏林的话,就把那些信件销毁。他还让人按照格利的照片临摹了许多肖像画,挂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别墅的套间里。这出悲剧曾让他沉湎于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杀六个月后,元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把他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一天晚上,海因里希·霍夫曼把他带去电影院,成功地把爱娃·布劳恩安排在他旁边,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1912年2月6日—1945年4月30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市。父亲弗里茨·布劳恩(Fritz Braun)是一名教师。姐姐爱尔莎·布劳恩和妹妹格利特·布劳恩。1929年她在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照相店中工作,帮助售货、照相和冲洗照片。当时霍夫曼是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专用摄影师。由此,爱娃认识了希特勒,并逐渐与其发展成恋爱关系。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 爱娃·布劳恩4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加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加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几年下来,他们的打情骂俏演变成牢固的关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诚相告,他对爱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种伟大的爱情,只是对她已经习惯了而已。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爱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里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感情。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娶爱娃做妻子的念头。我生活中唯一可能与之结合的女人只是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