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人渣了 逄先知:毛泽东诗词为古典诗词在当代诗坛赢得了特殊地位
原标题:逄先知:毛泽东诗词为古典诗词在当代诗坛赢得了特殊地位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很关注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问题。1957年他请袁水拍、臧克家到家里讨论新旧诗的区别时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炼;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中去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
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诗”,是指新诗,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新体诗歌”。他指明这种新诗,要从民间歌谣中吸收形式,并符合他提出的三条要求和标准,创造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诗歌形式。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诗歌的出路问题。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
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这个讲话,提出了民歌、古典、新诗并举的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并强调与期待在古典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同时阐发了新的诗体要具有民族形式,要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对于诗歌创作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贯重视民歌,注意搜集民歌,提倡写民歌。早在1926年在广东农讲所,他曾发动学员到各地搜集民歌,认为民歌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搞农村调查时,曾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民歌。1938年4月在延安“鲁艺”讲话时,深情地回忆了他的民歌搜集活动。
就在成都会议上,他号召搜集民歌。他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
”于是,在1958年掀起了一个民歌运动。在这次民歌运动中,确实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民歌,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出了不少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不好的民歌。所以毛泽东看了郭沫若、周扬编辑的收入了“大跃进”民歌三百多首的《红旗歌谣》后说,“水分太多,就是选得不精。”他曾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直提倡和期待产生一种新体诗歌。他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说这种新体诗歌“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里说的古典,不是指古典诗词,而是指典故,意思是说,新体诗歌绝不要用典故。他说,新诗与改革最难,最少也要5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有成型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一生热爱古典诗词,重视古典诗词,从未否定过古典诗词。他曾说过,古典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风尚。但是要发展,要改革。他又说:“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古典诗词创作在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下,特别是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实践的激发、引导与促进下,几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毛泽东诗词,自从上世纪50年代正式发表以来,为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作出了典范。关于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谈几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专家学者。
第一,对传统艺术推陈出新,谱写新的思想内容。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革,使革命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成功地解决了旧形式同新内容的矛盾。毛泽东诗词对旧形式的革新,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艺术形式,也不是完全突破传统的诗词格律。
它对旧形式革新的本质在于,使古典诗词的面貌有所改变,在传统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了新的形象和新的意境,吟唱出了新的韵味。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不只是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内容方面。
毛泽东诗词的内容是全新的,它表现了革命的思想,时代的精神。具体地说,毛泽东诗词反映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它是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结晶;毛泽东诗词谱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毛泽东诗词歌唱了时代的英雄业绩,它是时代精神的赞歌;毛泽东诗词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与豪迈的民族气魄,它蕴含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毛泽东的美学理想,它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
第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毛泽东曾说过,诗“应该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在中国诗史上,并不缺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的诗人,也不少见既具现实主义又具浪漫主义的诗作。
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自觉提倡诗词创作应该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统一,像毛泽东诗词这样达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是罕见的。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古典诗词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华,同时又加以发扬光大。
毛泽东诗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在我国文艺界早有定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绝好的典范。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
第三,从民歌中吸引养料。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注重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受到了民歌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语言,具有清新鲜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表现了民歌的特色。他在1963年创作的《杂言诗·八连颂》,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却具有民歌风格。
第四,少用典故,活用典故。毛泽东诗词少用典故,是因为他创作诗词讲求通俗易懂,典故用多了容易造成诗意的晦涩和阅读的障碍。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一点也没有“掉书袋”的习气。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为了把现实生活表现得更有历史深度,更具诗情和寓意,也常常用一些典故。
他用典故,具有化用、活用的鲜明特征。例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借用李贺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枯木朽株齐努力”诗句,将“枯木朽株”这一有贬意的成语反其意而用之,转变为褒意。即使一般读者不熟悉这一典故,也并不影响阅读。这种用典而不显典,正是作者构思的绝妙之处。
第五,谨守格律,而不拘守格律。毛泽东诗词在格律方面,一般是很严谨的,但绝不为其所束缚。有的评论者对毛泽东诗词的格律偶有突破而加以指责。有的把《蝶恋花·答李淑一》苛论为“大背格律”;有的把毛泽东的诗作如《五律·看山》、《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以不合格律为名打为“伪作”。
对毛泽东诗词的格律,一些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早有正确的评论。郭沫若在1958年写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论述毛泽东诗词时指出:“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赵朴初在1964年写的《试论毛主席诗词艺术》一文中说:毛主席“在必要的时候他并不拘泥于格律,而且有意突破格律”。语言学家王力也在1977年出版的《诗词格律》一书中说:“毛主席的诗词,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律。”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实践,为古典诗词创作的改革,为新体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范例。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歌的精品,它为古典诗词即旧体诗词在当代诗坛赢得了特殊地位,希望新旧体诗歌在我国新的时代各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