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规矩:一种早期的文化交流模式(图)
大航海成功后,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绕着地球传教,力争捍卫在新教强劲冲击下疲于招架的罗马天主教教廷。 这些16世纪的传教士身上,大都散发着绝对真理占有者所特有的夸张性格———热情,坚毅,不乏殉道精神;但同时也因为对非欧洲民族文化毫不妥协而显得僵直,教条,不尽人情。
比如命令亚洲教徒改着西方服饰,起西方名字,与一切“崇拜偶像的异教徒”划清界限,即便他们是你的亲友。 在利玛窦之前,曾有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都是好酒好菜过后,就被礼送回船上,责其哪来哪去,绝不可耽搁一天。
这些传教士自认为已经做了能够做的一切,但其中却不包括尊重当地文化。传教士的结论是:“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
事实上,西班牙人之所以在菲律宾建立马尼拉城,就是打算以此为大本营,进攻中国。 1583年,31岁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登陆“月球”,开始在广东肇庆定居传教。他采取的是与以往传教士截然不同的策略,可以称作“中国化策略”。
利玛窦是天主教捍卫者耶稣会的成员。但他身上似乎从来就没有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他都不耻于学习当地文化。 在肇庆期间,利玛窦刻苦研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为了表明“僧侣”身份,利玛窦甚至脱下天主教教服,而改着佛教的僧衣。
利玛窦发现,中国很少有人真正爱听他的宗教道理,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数学、天文和地理方面的新鲜知识。于是利玛窦开始努力钻研儒家典籍,并在适当的时机尽量展现他的西方学识。
在肇庆,利玛窦用精美的地图第一次告诉中国知识分子:大地是个球。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是惊叹不已。“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靠着《万国舆图》展现出的地理知识水准和《交友论》所展现出的道德水准,利玛窦博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赏识。
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利玛窦开始北上,他打算进京后想方设法使中国皇帝皈依天主。 经过三次艰苦努力,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终于到达北京。
利玛窦向万历皇帝呈上了自鸣钟、地图、西洋琴等30多件贡品,并附上一份非常中国化的奏疏。疏中利玛窦自称为臣,表示愿为天朝“尽其愚”。“如蒙皇上不弃,臣不胜感激之至。” 为了能够随时修理、保养自鸣钟,万历皇帝规定,利玛窦等人每一季度进宫检查钟表一次,利玛窦因此而进入了中国人都难得进入的紫禁城。
就这样,利玛窦终于留在了北京。 在北京,利玛窦在宣武门内修建了北京的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发展了徐光启、李之藻等教徒,并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代西学学者。
利玛窦还修订、重印了世界地图;与徐光启等人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还写下了让西方深切了解中国的一本书,《利玛窦中国札记》。 但当利玛窦以为中国人会顺理成章地皈依天主时,他失望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利玛窦得到的是礼貌而坚定的回绝。中国人尊重他,是因为他集地图制作家、自鸣钟修理专家、西洋铁琴作曲家于一身。他的主要职业——传教士,反倒被人忽略了,人们愿意称他为“西儒”。
即便在西方的某些文字中,利玛窦的传教工作也被忽略,而是大肆渲染利玛窦在中国作为智者的传奇,怎么看怎么像阿凡提。 对于耶稣会来说,利玛窦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利玛窦规矩”,为后来的传教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利玛窦之后,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就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汤若望供职于明清两朝,成了中国政府专管历法的官员,天文地理的才学得到了官方承认,但其传教业绩仍难称上佳。 德国人汤若望于明末来到中国,曾被明政府任命为造炮工程师,尽管老大不愿意,但还是造出了功效良好的大炮。
清朝建立后,他迅速接近满清统治者,想从此回归传教本行,但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推辞七次难以脱身,就只好回头再搞技术工作,传教仍需从长计议。
汤若望与顺治私交极好,顺治皇帝称呼他为“玛法”(满语,爷爷)。最终汤若望官至一品,位极人臣。在康熙继位的问题上,汤若望有过重要建议,他对顺治说,康熙小时候出过痘,没有夭折的隐忧。
比利时彼滕大教堂旁的南怀仁铜像。南怀仁身穿清朝的长袍马褂。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有幸经历了康熙盛世中一段西方传教士事业最为兴旺的时期。他官居工部右侍郎正二品、领钦天监监正职,做过皇帝的数学教师。
俄罗斯使团来华,他做翻译兼外交顾问。建国门古观象台上,8件仪器中,南怀仁制作了其中的6件。 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宫廷首席画师,很多重大政治活动乾隆皇帝都让他参加,命其作画为史,传世的有《万树园赐宴图》、《平定伊犁回部得胜图》等。
郎世宁还主持设计了圆明园中的一组西洋式建筑———远瀛观和大水法。可惜,1860年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 传教士们对中国科学启蒙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徐光启等科学家,就连康熙皇帝都开始刻苦钻研西方科学,在康熙的读书杂记《康熙几暇格物编》中,有两处谈及地球是圆的。 传教士对于中国百姓的最大贡献,是西药“耶稣会树皮”,即制造金鸡纳霜的原料,研磨成粉可以退高烧。
这些来华传教士,即使在西方也是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比如邓玉函就是罗马楷西学院的第七位院士(伽利略是第六位)。他们写的很多科学著作都收入了《四库全书》。 在传教士的介绍下,西方掀起了中国热,莱布尼茨说,通过中西交流,双方的知识就会成倍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业。
而伏尔泰则以中国为由头呼唤法国革命,他认为中国就是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 1600年,也就是利玛窦进入北京的前一年,布鲁诺就因为坚持“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
一样是意大利人,比起布鲁诺,同时代的利玛窦算是非常幸运的,至少他在中国能够大谈宇宙问题而生命不受威胁。 确实,当时的中国儒家社会足够雍容大度,不像西方那么紧张兮兮。
这种宽厚态度,对传教士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就像美国学者邓恩在《一代伟人》中说的那样:17世纪明朝的中国人几乎称得上是文明的典范,当时的欧洲人还在宗教的名义下自相残杀。 不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一直生活在夹缝当中,这也是事实。
明代有“南京教案”,清朝早期有杨光先参汤若望,朝野一直流传传教士“以天主抗天子”的说法。雍正皇帝曾敲山震虎:教友唯一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及,苟千万艘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教会内部更是矛盾重重。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感到非常震惊:上帝的教堂怎么挂着“皇帝万岁”的牌匾?画中的圣徒怎么都穿上了鞋子?你们耶稣会的传教士怎么穿着中国衣服,说着中国话,还起了中国名?你们怎么能允许中国信徒继续祭祖、祭孔?你们为女教徒做忏悔时,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人在旁监视? 结束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
1773年,教皇格莱门第十四世迫于压力,下诏解散耶稣会。
“利玛窦规矩”未及大放光芒,就烟消云散了。 “中华世纪坛”世纪厅的浮雕群像中有两个外国人,都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玛窦。 余三乐先生说,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这点也正是我们纪念利玛窦们的原因,无论如何,他们让中国人知道了,大地是个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