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陆文夫 结构主义视阈下探析陆文夫的《美食家》

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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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结构主义兴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差异论的启发引出结构观,结构主义者们认为以整体性.系统性为基础将文本进行分解,按二元对

结构主义兴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差异论的启发引出结构观,结构主义者们认为以整体性、系统性为基础将文本进行分解,按二元对立结构框架重新组合,显现其本质的意义和价值,窥见文本的深层结构,文学作品都是表层现象之下的深层结构体系的重建。由此可见,"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理论的根本所在,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结构,也是叙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层结构。

《美食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二元对立的组合即是朱自冶和高小庭,两人的纠合是文本得以展开的主要动力和叙事线索。作品中的两人分属两个阵营:高小庭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属于无产阶级,而朱自冶是一个"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的房屋资本家。

两人身份的隔膜或许是对立的根本,外化于人生追求之上,又是另一番背道而驰:朱自冶把"吃"作为自己全部生存的意义,美食的诱惑力压倒了一切,甚至包括穿着和女人,高小庭受到传统文化的训诫认为"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的,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接受了此种教育的他将"反好吃"作为自己天然的职责,在文章一开始就泾渭分明地摆出了与朱自冶对立的姿态:"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在这种持久而巨大的精神制约下他做出了种种摆脱梦魇的努力:在高中时期,寄人篱下的高小庭被迫为朱自冶走街串巷买小吃,强烈的贫民意识使他视自己为特殊叫花子,由于仇恨朱自冶的"剥削"并怀着解救苏州于水火之中的愿望,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但奈何终究是错失了解放战争的高潮,硝烟消散,炮声沉寂;在分配工作时,高小庭无特长加身,拜朱自冶所赐"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而被迫干商业工作;视革命为有效武器的他乐观地以为朱自冶等剥削阶级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是"取缔妓女、禁大烟、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甚至是这一系列的革命反倒对朱自冶也含有解放的意义;高小庭又以启蒙者的姿态说服为朱自冶拉车的阿二"不为资本家当牛马,要有自己做人的尊严",以期朱自冶能够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来被调到饭馆的高小庭又大刀阔斧地改革苏州名菜馆,卖大众菜大众汤,面向工农兵,朱自冶对饭馆失望而找到了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因祸得福;"文革"后,高小庭又因满腹吃经而被封"美食家"。

高小庭这一形象的塑造颇值得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主动"反吃"的他在反抗朱自冶的过程中,阴差阳错不断陷入被动的漩涡之中,致使"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得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美食家"。

小说被视为"反思文学"的经典,"高小庭"可能负载着更多的反思功能,看似"正面人物"却做出了不少荒唐事,比如对革命认识不清,抱有盲目的幻想和乐观;在改革饭馆时一味的激进,"反吃"到了近乎不明事理的地步,显得有点浅薄而幼稚。

虽然偶有反省,但文章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整体上还是运用了似褒实贬的手法。还有包坤年这一形象,文章中他颇有些投机取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的嘴脸在和平年代竟也仪表堂堂,当上了烹饪学会的副会长。这种类乎反讽性的形象塑造在当时"反思文学"的时代主潮之中,深刻而新颖地达到了反思文本内蕴的意义。

高小庭和朱自冶这种截然对立的纠合历经抗战末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及后来种种政治运动,人物命运的主线离不开动荡的时代大背景。细读来,潜藏在语境之中的另一对对立的因素即是政治和文化,高、朱两人在一定程度上分别负载了这一意义。

高小庭先后走上革命和改革之路,并坚定地站在工农兵的阵营,积极迎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正直本分得近乎激进,以至于文章一写到他,语言似乎都带着点小进行曲的味道,凯旋昂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曾迎合政府政策还反遭"戴高帽",即使这样他也没流露出一点点对当局仇恨冤屈的情感,相反表现得极其宽容和理解。

写到朱自冶时,文笔则十分简单,显得专注热情,这一形象甚至有着苏州美食文化的符号意义,朱鸿兴的头汤面、石家饭店的鲃肺汤、南瓜做的八宝饭、神奇的三套鸭,等等,由于他的出场苏州各类美食都跟着"粉墨登场"。

文章似乎有两种视角:高小庭的视角带我们穿越时代风云,政治的参与拉长文本的广度;朱自冶则带领我们走街串巷领略苏州美景美食,文化的参与增加文本的厚度。

在高小庭与朱自冶、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对比之中即引出了变与不变这一对抽象对立的概念。高小庭作为"反吃斗士"却反被波谲云诡的政治动荡所戏耍而身不由己。反观朱自冶的一生,虽然同样不能为时代浪潮所免俗,但更多的是纯粹而热情地投入到"吃"的事业之中。

表面上他的"吃"也囿于主体所创设的环境,实际上这"吃"又往往脱离于环境表现出依然故我的意味,表现出了民间文化的坚韧力量,就像文章中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可以毁掉许多文化,这吃的文化却是不绝如流的。"以吃的不变性揭示了历史的多变性,因此高小庭的形象更多地包含时代性,而朱自冶这个形象则更多地包含普遍性,两种向度的演绎丰富了文本内涵。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格雷马斯以雅各布逊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并借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对立与否定"的命题与反命题理论,提出了阐释文学作品的符号矩阵模式。诚如以上对《美食家》文本的分析,同样可以找到符号结构中的四项行动素组成文本符号矩阵(如下图):

由图可知,朱自冶和高小庭及两人的阶级为文本两对主要行动素。高小庭不断希冀各类政治运动能够消灭剥削阶级,达成夙愿——朱自冶放弃饕餮人生而自食其力。朱自冶身为资本家,却把心思全放在了"吃"上甚至在"吃"这个基础上开始理解同情底层民众,"吃"这一共同的需求让他无限趋同于普通劳众,如曾几度大方地给钱让高小庭买肉给他年迈的奶奶吃。

文章后部分如"人之于味"、"吃客传经"、"口福不浅"等几节中对峙的紧张姿态已露出缓和态势,保护传承苏州美食文化的共同心愿成为和解的桥梁,用高小庭好友丁大头的话说:"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毫无区别。

"《美食家》通过这几对行动素的对立与和解形成文本的叙事结构,以美食文化为切入点言说对政治思潮和世俗人情的双重思考,这在八十年代宏大话语主流之中有着独具特色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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