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俊山玩过宋祖英 宋祖英难上春晚背后内幕惊人 宋祖英最新近况及个人资料一览
2015年春晚节目单公布的时候,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宋祖英、谭晶再次缺席。如果说2014年宋、谭的缺席可能是偶然,而宋、谭两人连续两年缺席春晚,意味着没有宋祖英和谭晶的春晚,已经是“新常态”。
宋祖英难上春晚背后内幕惊人 宋祖英最新近况及个人资料一览
回溯央视春晚的历史,最早的两位红得发紫的超级政治歌手,和以《十五的月亮》出道的董文华。
1990年,宋祖英以一首《小背篓》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大炙手可热的政治歌手之一。
1999年,中共举行建政50周年庆典,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晚会,宋祖英演唱了《收获》,这一场演出基本标志着她们的“双峰并峙“状态基本确立,2000年央视春晚,董文华的一首《长江长》成为绝唱,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宋祖英、谭晶连续两年缺席央视春晚,结合她们两人的特殊背景甚至籍贯,很难不引起外界的猜想甚至过度解读,虽然她们两人年龄有十岁左右的差距,但总体来看她们不可能再以以往那样的频度抛头露面了,中国的政治歌歌手江湖事实上重新洗牌。
政治歌的尴尬
中共十八大之后,高层雷厉风行,以往大量的晚会节目,被砍到了零头。甚至于传统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文化部、公安部春晚都被取消。各个企业、地方的晚会也大幅度压缩,以往的晚会歌手们,日子大不如前。
由于特殊国情的原因,中国大陆大体上把声乐分为三种主要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美声唱法。美声自不必说,通俗唱法也为人好理解,唯独“民族唱法“,意涵相当模糊,事实上,作为”民族唱法“并未见得有多少本民族音乐成分,倒是大量吸收借鉴了西洋演唱技术。
事实上,”民族唱法“歌曲基本只有两种功能,其一是烘托各种”欢乐气氛“,譬如说张也的《万事如意》、祖海的《好运来》之类,还有一类,也是民族唱法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讴歌执政党和国家,也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歌”。
近年来,纯政治歌基本没有听众。绝大多数的政治歌手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编制大都在军方或国有歌舞院团,而赚钱也主要靠参加各种晚会。十八大后,除了像雷佳这样极个别的受,绝大多数政治歌手的曝光率都陡然降低。
2014年央视春晚,歌舞节目备受吐槽,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这一年春晚没有宋祖英、谭晶这样的歌手,但其政治化的程度之高,竟仍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春晚中最政治化的一首歌是零点报时前姚贝娜的《天耀中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由非军方的、通俗唱法的歌手来演唱这样的歌曲。
宋祖英
除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由于其技巧繁复、声调极高,同样也被作为政治歌的一种选择。在以往的春晚中,由美声歌手来唱最政治化的歌曲,也有过,但是由通俗歌手来做这样的演绎,2014年是第一次。
总体来看,政治歌的盘子,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大致3:1。而观察2015年的春晚节目单,最可怕的几首歌《强军战歌》、《把心交给你》、《时代的勇气》和《共筑中国梦》,这几首歌中有三首是纯美声或有美声成分的。
《强军战歌》
所以说,近年来不仅传统政治歌手正受到冲击,政治歌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民族唱法主要服务于政治歌,政治歌主要是民族唱法的旧有格局正在松动。
这种松动,显然首先源于传统政治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在胡时代的后期,每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上演唱的政治歌,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入耳的程度。不少的政治歌,基本上是直接将中央文件打几行回车而成,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大发展,鲜红旗帜,指引航向,坚持科学发展观。
先进性,永不变,执政能力更全面,全民族,跟着党,同心协力勇向前”“你用创新理论,把我们心灵武装,你用科学发展,引道路更加宽广,你用共同理想,绘和谐家园蓝图,你用中国特色,写社会主义华章”等,根本不可能被传唱,也完全无法引发普罗大众的共鸣。
反腐是其中一个因素,由于政治歌手和相关院团和军方(尤其是长期由徐才厚分管的总政)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军队反腐的当下,成为容易被波及的重灾区。
中共十八大后,政治歌的市场急剧萎缩,尤其是传统政治歌和政治歌手遭遇寒冬,有多方面原因。
如果说,反腐是影响政治歌手的权力因素,那么影响政治歌手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意识形态。新一届领导层显然不满足旧有的自说自话的,传播效果很差的政治文宣,而是不断尝试新的政治文宣手段,目的是要力求收到政治宣传的效果。传统的政治歌盘子,到胡时代末期实际上成了一帮人写一些“混吃等死”的歌,最高领导人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只要花钱做宣传,就要做到点子上。
中国政治歌演进简史
中国政治歌的演进历史,几乎和中共政治的代际更替保持高度同步。
毛泽东时代,政治歌的主轴是个人崇拜,毛时代的政治歌从旋律到歌词都朗朗上口,譬如《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至今仍是许多上年纪的人的所谓“青春记忆”。
邓小平时代,政治歌从个人崇拜转向对抽象的祖国山川风物的讴歌。这些政治歌当然也涉及到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妈》)外,这些歌曲以“爱国”为主轴,涉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意涵的部分并不多,譬如《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都是这种情况。
此外,歌颂山川风物人民的歌曲,也是一种形态,其中的典型如《长江之歌》《大海啊母亲》,
当然,由于当时距离中越战争很近,许多涉军歌曲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如《十五的月亮》。
1989年以后,政治歌的作者们可能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理想的幻灭。九十年代,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过像《我爱你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但又有号召力的政治歌。《爱我中华》等歌曲,虽然创作理念承继八十年代,但实际上从艺术性和传唱度来看,并不能达到八十年代最高峰期的水平。
这一时期,《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许多歌曲都大量出现“新时代”、“新世纪”等用词,”改革开放“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大量出现(用香港大学钱钢的话说就是“浅红”词汇)。
此外,这一时期政治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直接写进去,典型的如宋祖英在1999年春晚上唱的《好日子》(赶上了盛世享太平)、2001年春晚上唱的《越来越好》,这使得中国政治歌的格调进一步庸俗化。
近年来,这种形态的歌曲仍然存在,很多甚至通过通俗歌曲形态出现,2014年央视春晚上黄渤的《我的要求并不高》,其实是宋祖英《好日子》、《越来越好》等歌曲在新时代的变种。
同时,民族复兴,中国崛起等“意向”开始在政治歌中大量出现。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通俗歌手也试图打破民歌在政治歌领域的统治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从港台传入的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歌曲的影响。
后来早逝的高枫的《大中国》、叶凡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等,都是这类通俗歌曲。但这类通俗爱国歌曲一直并没有成大的气候,最近几年执着于干这件事的青年创作人是徐子崴,而最热衷于演绎这种通俗爱国歌曲的演唱者则是“玖月奇迹”,但总体来看,他们的《中国范儿》、《大好河山》、《中国之最》等等,还远未达到《大中国》的水平。
新世纪可以说是政治歌创作全面衰退,全面萧条的时代。唱政治歌的人还有,但是像样的政治歌越来越少。进入胡时代,政治歌完全是粗制滥造,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种把中央文件直接换行当歌词的怪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