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的八字 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4

201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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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来我本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已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於二十一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来我本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已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於二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XZWW,IXY.

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於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人报告,关於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於关於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

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有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呼号是QSF,AVL,EQD,JYO,GDT,JOH,VGQ.

後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於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於防共,我己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麽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於统一。

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的,其余各人或者回去内地,或者自己去内地的,我并且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在可能时呈明蒋先坐,派一位相常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系,直接通电。

可是至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後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议具体问题。

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後来我回京之後,听说柏先生又因道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达浙江没有,我不知道。

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土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往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讲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嘱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後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和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後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後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

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纪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

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为朋友,大家覆按过去几年我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

至於部队,除了後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或一个团长受日本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给他找一件工作,这可以查考的。

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

我不是藉此以见谅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後,我对於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於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於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後,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了,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後可以中立。

我以为这些都不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州国。柴山答覆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有无更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

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後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於报上得到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

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 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日本於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定於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一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南部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勉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

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要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在中国留一恶劣印象,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

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切,那麽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

一直至八月十四日,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

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勖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并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

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於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於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间,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於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免生意外。

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本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国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以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於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後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要紧,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恰,劝他劝周镐不要随时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

佛海说已派人我周镐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一张告示来见。

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以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部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於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埋。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学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後,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

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覆,倘然於国家统一有好处,於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

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於十一时来一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麽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後,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屹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