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的父亲 父亲陈伯吹给我的成长礼物
陈佳洱是谁?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前任校长——很多人知道。陈伯吹是谁?著名儿童文学家——这也很多人知道。
可是你知道吗,陈伯吹是陈佳洱的爸爸!近日,陈佳洱访问华东师大档案馆,查阅陈伯吹当年在大夏大学学习时的档案史料,回忆起父亲引导自己成长的点滴,他感慨,以引导式为主,充分尊重孩子们的天性自由,是父亲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这个星期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又要到了。与妈妈的视角不同,爸爸们是理性而乐于反思的,非常善于运用自己的思考和智慧,将勇气、毅力、看待世界的不同方法等,寓教于乐地融入到与孩子们的玩乐中。每个爸爸都希望当孩子回忆童年时,能记得来自爸爸的陪伴,并为有一个很棒、很爱自己的爸爸而骄傲。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不同年代父亲的育儿故事,或许你会从中得到启发。
我父亲曾两次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读书,第一次是1929年至1932年,就读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第二次是1941年至1942年,就读于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
父亲跟我讲过,他第一次报考大夏大学是经当时的教务长鲁继曾先生破格批准的。那时他只有宝山县立师范初师毕业文凭,没有资格报考大学,但鲁教务长比较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帮他争取破格报考。
这和现在的应试教育很不一样,当时不光看学历和成绩,而是量才录用。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专门看了父亲那时的课程表。虽然他读的是教育,但是还修读了科学概论、统计学、心理学等课程,与当今专业化、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课程自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变得日益专门化和专业化,这确实很值得反思。我们一直强调专业学习,忘记了所学之根,忘记了宽厚的基础。大夏大学所学的课程给他打下了宽厚的功底,有益于日后文学创作的发展。这点是看过父亲修读的课程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引导式教育让我走向科学之路”
父亲是和蔼的慈父,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倒是母亲曾打过我,但次数也屈指可数。母亲是钢琴教师,对我的教育总体还是宽松的。我从小生活、学习都比较自在,而且父亲很有耐心,对我的教育一直是谆谆教诲的引导式。小时候犯错了,父亲也是给我讲道理。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电的故事,表演摩擦生电的实验。上中学时带我去看《发明大王爱迪生》、《居里夫人》。特别是看了电影《居里夫人》后,他教育我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父亲也引导我追求科学,鼓励我写文章。我读初中时,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北碚给我带回一本英文版著作《森林中的红人》,在他的鼓励下,年仅13岁的我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在《华美晚报》上发表。虽然父亲的专业是教育学,但是他在科学和文学方面都有浓厚的兴趣,他很爱科学。他曾经给我讲他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他读书,不然的话他就会去学数学。
1947年,我在上海徐汇区位育中学读初二,当时的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李楚材,李校长聘请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任教。我们的班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语文老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生物和英语老师都是大学讲师到中学来兼职的老师。
那时位育中学理科很强,慢慢地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对理科产生了兴趣。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中后来出了著名的热物理学家田长霖,他当上了美国伯克利(Berkeley)大学的校长,还有后来成为我国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员的核技术专家钱绍钧将军等著名人物。
父亲对我的文理科都有引导,但我的选择主要是看我的兴趣。他是位开明的父亲,无论我选择什么,都会鼓励我、支持我。记得中学时我们学校有一年校庆,高年级的同学做了个无线电台,播放校庆的活动,回到家里还能收听到,这让我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学四年级(相当于现在高一)时,我和四个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创造社”,搞无线电之类的实验。解放以后,学校广播体操的扩音器就是我们“创造社”的几个同学一起制成的。
考大学时,我本来想报考交大、北大等名校,但父亲的地下党朋友建议我考到老解放区锻炼,父亲也建议我去老解放区。当时老解放区只有两个学校可以考,一个是哈工大,一个是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父亲让我自己选择学校和专业,我选了大连大学机电系,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
父亲写的文学作品我看过不少,他的文章中也有科学童话,如《十一个奇怪的人》中有风先生、雨太太等人物,都是与科学有关的。小时候我还常常看他编的《常识画报》,既有趣又能学到知识。
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爱丽丝小姐》、《华家的儿子》等。《爱丽丝小姐》可能与国外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童话有关,但是其内容是与当时国内抗日的背景有关。《华家的儿子》里面主人公的名字分别叫华儿、英儿、美儿,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华儿代表中国,英儿代表英国,美儿代表美国。正是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怀,立志要为国家富强做贡献。
“彼此信赖是我与父亲最大的情感纽带”
1950年我进入大连大学电机系,1951年转入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大连大学的理科被调整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我就到了东北人民大学。
东北人大物理系有十大物理教授,师资队伍十分强大,包括、余瑞黄、霍秉权、吴式枢、朱光亚院士等全在那里。1954年我大学毕业,系里不让我考研究生,让我留在母校跟着系主任建设X-线晶体分析物理实验室。
朱光亚先生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带我做原子核射线计数管,他对我的毕业论文很满意,1955年春因国家要发展原子能他被调到北京大学与其他几位调来北大原子核科学家共同创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的基地,后来在他的建议下,把我也调到北大核教育基地工作。
大约在1961或1962年,那时刚刚有苏联的产品进入上海。我父母非常节省,在上海的气候下,食物很容易变质,他们自己又舍不得买冰箱。我就花了1年多的工资800多元给他们买了台由苏联进口的冰箱,后来还在北京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送到上海给父母用。
1981年,父亲将多年的积蓄5.5万元全部捐献出来,成立“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他原本想拿这笔钱办一个学校,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发展儿童文学更重要。
父亲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深刻体会到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给儿童文学带来的灾难。他觉得儿童是未来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里重要的一环是为儿童服务,所以他要动员一些作家真正能够为小朋友做些事情,通过儿童文学来培养小朋友的世界观、人生观。当时儿童文学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他设立这个奖就是要鼓励和激励作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
父亲曾说:“即使我的钱不多,也要拿出来”。1981年他能拿出5.5万元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当时的工资才89元一个月,我母亲还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是他和母亲多年节省,一点一滴攒起来的所有积蓄。我记得那时坐公交车,一站路多两分钱,他经常会提前一站下车步行过去,就为了省两分钱。
彼此信赖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情感纽带。无论他做任何事情,我都无条件理解他、支持他,因为我相信他做的都是对的,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他也对我报以同样的信任,我对人生发展道路的选择,他从未干涉,只是在一旁默默引导。无论我的选择是什么,他都相信我会做得很好,我也相信会得到他的鼓励。
1991年我第一次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落选了。我没有告诉他,但父亲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没有直接问我相关情况,而是偷偷找我夫人打听。
当时我一下就明白了,无论一个儿子走的路有多么艰难,父亲永远在背后默默关注着你一点一滴的成长。我的父亲他永远会选择令我毫无负担、轻松自由的方式去了解我、关心我。
后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的。三个孩子当中,二儿子陈昱在爷爷身边长大,一直到大学毕业。大儿子不到一岁就到爷爷身边,直到四岁回北京,大学上了复旦又回到爷爷身边。
他们和爷爷的感情很深,在爷爷的儿童文学中成长。我和夫人沿袭了孩子爷爷的教育方式,以引导式为主,充分尊重孩子们的天性自由。长大以后他们走上科研之路,全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我和夫人从来没有强迫地要求过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