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周公当年“制礼作乐”的繁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大到国家典章制度,小到个人行为规范,无所不包,密而不漏。这种礼乐制度的精神实质是维护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所以现实政治中尊卑有序的局面一旦被打破,“礼”与“乐”就成了失去灵魂的僵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人们要么虚以应付,要么干脆舍弃,“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就是这种情况。

“告朔”是周朝礼制。周王每年秋冬之交都要在明堂举行仪式,向各国诸侯颁布历书(《月令》),下达政令,此为“颁告朔”。

各国诸侯返回封国后,将历书和政令藏于祖庙,每逢初一都要到祖庙中举行祭祖仪式,重新温习周王颁发的历书和政令,此为“视朔”。然后回到朝廷听政,此为“听朔”。这种上传下达、逐月核查的行政管理流程设置得非常科学,部分精神至今仍在沿用。

“告朔之礼”规定,在每月初一祭祖仪式上必须宰杀一只活牲祭于祖庙,周王用牛,诸侯用羊,这只活牲叫“牲牢”或“饩羊”,郑玄注曰:“牲生曰饩。”所谓“告朔之饩羊”,就是每月初一在祭祖仪式上宰杀的一只活羊。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已经无力号令天下诸侯,周礼也日渐废弛、徒具形式。鲁国在鲁文公时期就已经不再月月举行“告朔之礼”了,《春秋·文公十六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夏五月,公四不视朔。”鲁文公在当年的前五个月中竟有四次没有举行“告朔之礼”,这不是一句“公有疾”就可以搪塞过去的。

此后“告朔之礼”虽然时断时续、或有或无,但是每月初一助祭者都会准备一只“饩羊”,即便不举行“告朔”,他们也要把这只“饩羊”宰杀了,把羊肉分送给那些有名望的卿大夫,这就是所谓“分享”。

鲁定公时期,孔子因齐人实施离间计而被迫离开鲁国,临行前他情有不舍、颇为踌躇,弟子子路对他说:“夫子可以行矣。”他却说:“鲁今且郊(祭),如致膰(祭肉)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分享祭肉与遵从礼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应该是发生在鲁哀公时期的事情。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他利口巧辞、能言善辩,因此孔子将其列为“言语”优等,其实子贡在政事和经济方面的才能更加突出,孔子真是低估了他。

子贡在孔门中是出仕较早的,孔子还在周游列国时,他已经先行回到鲁国,并受到鲁哀公和季康子的重用——《左传·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左传·哀公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因此他对于“去告朔之饩羊”之类的事情还是有一定建议权的。

子贡细心地观察到,鲁哀公虽然已经废弃了“告朔之礼”,但是助祭者每月初一照例宰杀一只活羊,羊肉冬天尚可储藏,夏天就难以保存了。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一只活羊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子贡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提出“去告朔之饩羊”的建议。

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很不高兴,他批评子贡道:“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孔子看来,“饩羊”是“告朔之礼”的一个重要象征,如果取消“饩羊”,“礼”也就彻底被人遗忘了!这件事情似乎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在紧接着的下一章中又记载了孔子对此事的相关评论:“事君尽礼,人以为谗也。(《论语·八佾》)”

“谗”为谄媚之义。估计当时有人听说孔子反对取消“告朔之饩羊”,认为他为了巴结国君,故意在这些繁文缛节上与众人唱反调,故而孔子对此作出回应。

在“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这件事情上,孔子算的是政治账(“礼”),子贡算的则是经济账(“羊”)。但是当政治已经变成虚妄无用的教条,再坚持算政治账,不仅显得迂腐,而且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