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出身 高连奎:新媒体出现可改变媒体极端化倾向

2017-05-19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观察者网 3月16日文章 原题:只有新的媒体产品出现才能改变媒体极端化倾向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拒绝

观察者网 3月16日文章 原题:只有新的媒体产品出现才能改变媒体极端化倾向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虽然是他"三个拒绝"中的一个,却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而会议期间,他与港澳区政协会面时也认为"现在流行的是,谁能够讲出极端的话,就能够博得网络的眼球……你要讲一些合理的话,反而是被反驳、被攻击,有走极端的倾向"。

这些都是切合实际,也非常中肯的话,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舆论所呈现的"走极端"倾向,跟媒体行业的大变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媒体的三大倾向性结论

不管你愿不愿意,媒体正一点一滴向你的生活渗透,开始操纵公众的生活,媒体首先划定一个"正义"的一方,然后引导人对其痛恨起来。你变得不喜欢思索,情绪开始随媒体波动。也可能在媒体的启发下,你开动了脑筋,开始了自以为是的"探索",却仍在媒体思路的掌控之内。

电视、报纸、网络铺天盖地向你袭来,看似"花样百出"的趋同思维,你左冲右突,无处遁形。总结起来,媒体无非是想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第二,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第三,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误。

然后这三种论调并非一定是预设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媒体追求负面、追求轰动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三种论调却给某些民粹分子提供了运作的空间。比如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所以你应该起来革命,不革命也应该改革吧,这两个逻辑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宣扬革命或改革的人永远是媒体的宠儿,而人们不管这个人到底懂不懂改革,也不管他的改革主张中夹杂着多少的私货。

对于第二个论调,媒体总是宣言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里,既然自己的国家是最坏的,那其他国家总比自己的国家好吧,所以民粹分子马上就给你支招:你应该移民,离开这个国家,然而这些宣扬移民的,却是些对外国丝毫不了解,甚至也从没出过国的屌丝文人,这不重要,反正这种论调是符合媒体预设的逻辑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论调,一切社会不好的现象都是政府造成的,那就应该不要政府了吧,或是"小政府"吧,"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吧。民粹分子的接招不错吧,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学、行政学的研究,也不懂的社会运作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常识,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从没有学习过这些方面最基础的课程。

媒体的三大结论,"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误",尽管不是媒体的目的,但是却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媒体在自己亲手制造了这些结论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排斥后面的主张呢?于是民粹分子们拿过接力棒炮制出"改革论"、"移民论"、"小政府"论,这些论调自然又受到媒体的第二轮追捧。

不经意间媒体与民粹主义分子完成了精妙的合唱与合谋。民粹分子的言论证明了媒体的预见性,媒体的案例为民粹分子提供了依据,两者配合的天衣无缝。

他们联合起来似乎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媒体将这些人吹捧成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民粹分子们将媒体吹捧成最有良心的媒体。媒体的批判不再基于客观的了解,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错误观察。但是改革不慎的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移民美国的都上当了,小政府更是早就证明是失败的东西,但媒体不管这些。

市场化让舆论呈现右翼民粹倾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一旦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就变成了最坏的东西,而市场原则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市场化以后媒体开始追求眼球,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社会担当,还通过绑架社会责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广告是媒体的收入来源,但媒体的广告业务员在面向客户时不得介绍的内容,就是媒体的发行量和阅读群体的性质。

为了提高销量,就必须走极端,为了向客户炫耀自己的阅读对象就是"有购买力"群体,就必须为"有购买力"的群体制作内容,而"有购买力"的群体无非就是富人,所以中国媒体的民粹倾向都是右翼民粹倾向,而非左翼民粹倾向。

媒体那里,只讲民粹,报纸主编的所谓"拍桌子"选题,只是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而已,即使专业媒体也并没有体现出"专业"和"专家"的力量。记者的选题、采访与专家并无关联。经济类媒体也大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非深入事物的本质。以前媒体追求"公信力",现在更喜欢"争议性",做出有争议的报道,反而是成功的表现。

不同媒体产品的"选择效应"

媒体曾经是对社会进步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但为什么媒体突然变了?其实归结起来是"产品"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媒体也是产业,也存在不同的产品,其实在商业社会,一切都是产品的问题,杂志、图书主要是学者名流的阵地,报纸、特别是都市报捧红的则是时评写手,而博客捧红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真诚的诉说者,一种是不负责任的社会起哄者,微博捧红的基本上是造谣者,真正的学者、饱学之士不再吃香,知识程度接近文盲的"公知"都成了领袖。

在杂志当道的时候,学者们控制着媒体,杂志一周或是半月、一月一本,刊登的都是成熟思考的文章,而且主要靠订阅,后面慢慢的成了报纸的舞台,而且不再靠订阅,而是靠广告,新闻都是当天的事件,评论都是当天事件的评论,各报纸纠集一些虽然混在大学、但从来不做研究的所谓教授,或是让自己的资深记者撰写所谓的"时评",几十分钟成稿,然后开始传播,这样的东西能要吗?网络兴起后,这些禁不住推敲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更是让这些写手们成了时代的宠儿,还一度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

杂志因为无人订阅几乎退出历史舞台,都市类媒体几乎全部民粹化,网络媒体更是民粹分子的舞台,而正如学者所言,"批判性"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的理解上,但这种"理解"需要相当的辛劳,也就是要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

学术界还是学术界,但不同的媒体选择的却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学者,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学养敦厚,理性客观,而又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但这些人并不受媒体欢迎,媒体不喜欢"专家",专门喜欢"砖家","砖家"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销售,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才是一切社会怪相背后的关键。

舆论对民意的"选择效应"

很多媒体人身在其中,往往是这种选择效应的最先受害者,他们率先随着自己的报道起舞,或高兴,或愤怒,甚至有志于成为社会改革者的一员,殊不知舆论并非全部民意,舆论只是被选择的民意。在网络媒体中,将平面媒体的文章随便抽出一句话作为标题,或是直接自己弄个完全偏离文章意思的标题,网络阅读就是标题阅读,绝大部分文章都不会点开看内容。这种选择甚至变成了煽动和制造民意,很多时候会偏离主流民意。

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导致了民意呈现上的"偏颇",这种偏颇也给某些政客提供了利用民意的误判,以为自己有舆论做后盾,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但真正行动起来,往往支持者寥寥,而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正确地估判民意,真正洞察到民意的天平到底在哪边,而那些更具智慧的政治家更应该注意到那些不被选择的民意,主动去回应他们,则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懂眼的看门道,不懂的看热闹。媒体不仅看热闹、凑热闹,而且更热衷于制造热闹。而要改变这一切,加强管理、改善教育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养都是必要的,但最终需要新的媒体产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