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云轶事 《伶人往事》之一:尚小云往事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

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

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见附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

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

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

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是个标准王八蛋。

【国营】

1960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

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9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

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

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

【三只碗 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

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

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用脚一踹,从车上踢下——中国政治权力的专横与恐怖,向来就是以群众暴政为基础。

常与尚小云一起接受批斗的,还有西安市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演员徐碧云(男旦)。徐碧云的身体很虚弱,经不住四个大汉的脚踢。每逢这样的时刻,先上了车的尚小云都要回过身来,伸手拉他一把。红卫兵造反派看到了,立即大声呵斥。尚小云不管,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照样伸出手来。

尚小云一家人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 、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

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 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

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