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教授”辜鸿铭：中国最后的辫子

辜鸿铭的辫子是要拽住历史的车轮吗？

辫子留还是不留，自清人入关，便是和掉脑袋一样重要的事情。那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留辫子，大胆。蔡元培先生聘用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在革命的漩涡北大教书，更为大胆。其实，以反革命面貌出现的这些行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他们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志可能是整个20世纪中国随大流话语霸权现象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独立精神。

清朝入主中原，从一开始就把头发问题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象征。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

改朝换代，移风易俗，这是清朝作为异族心理自慰的一种手段。它曾遭到明朝遗民的坚决抵抗，比如，有的人为保头发而与妻子一同跳井而死。这种事件还不止一次发生。也有举族躲到深山之内，逃避削发的。

削发后就是在后面留一个小辫子。经过如此武断的种族歧视政策，奴性便慢慢培养起来。留辫子就成为革命到来时表达对前朝政治忠诚的高风亮节的行为了。

辜鸿铭把留辫子作为一种忠诚看待。他认为，中国人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他正是儒家国家的基石。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忠诚是一种文化立场，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他说：“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受皇恩之王朝的忠诚，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根本的忠诚。”

20世纪80年代有个电影叫《神鞭》，其中的傻二说：“辫子剪了，神还留着。”辜鸿铭是要留住那个神。他说：“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

1917年，能够容忍并欣赏辜鸿铭的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沙滩红楼的那个校园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拖着长辫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

同时，26岁的胡适也被请回来教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辜鸿铭是著名的守旧派，而胡适恰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1917年2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且被陈独秀称誉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如此搭配的北大，其热闹之况可以想见。

1923年，蔡元培辞职后，辜鸿铭也辞了职。因为蔡元培以后的北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大，北大已经不是他能容身之处了。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对于这般的吹捧，十年后，鲁迅还耿耿于怀，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这是一种偏见吧。当鲁迅自己被当成另一个捧杀的对象时，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鸿铭与泰戈尔，一个很奇特的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不过可以肯定，泰戈尔一定为中国有这么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为经常用英文写作的印度文化大师泰戈尔，在某些方面和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二人对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只是泰戈尔更能从全人类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注人类的发展。其立意与辜鸿铭相比，更具有现代性，也更接近21世纪的历史主题。

泰戈尔在一生的相当长时间里，对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态度的。

有感于印度的苦难，泰戈尔说：“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该为此怀着感激的感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动反对它的仇恨倾向……今天，任何国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

有人在泰戈尔的传记中说：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说：“祖师(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整个世界。”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人类的和平生活的时候，泰戈尔和辜鸿铭一样，对战争进行了谴责。只是泰戈尔对交战双方抱以同样的悲悯和谴责。其诗篇有云：

大地万千的痛苦和罪过，

多少暴力的喧哗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汹涌澎湃，

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胆小，

强悍者的残暴，

贪婪者的无耻，

被宰割心灵的创伤，

民族的傲慢，

对神明的亵渎，

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不过，在北京的讲演中，泰戈尔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质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虽然此种文明，吾东方人士万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则必受其害。吾人今须知人类之精神，须如机械之轮之自强不息。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对于大人（即西方文明）须以较机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换言之，即吾人今须以精神战胜物质是也。”

这个精神战胜物质的理论，是否为泰戈尔对待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关系的最终结论，抑或是泰戈尔在中国迎合中国情调的言论，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泰戈尔和辜鸿铭所共同关心的东方文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离世变得比100年前更加明确。

辜鸿铭离开北大后，在1924～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造成了一时的“辜鸿铭热”。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他也有意前往执掌。但辜鸿铭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过去的“东西南北”经历一齐涌上心头，无法自拔，他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4月30日，辜鸿铭无奈地看着两个小女，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辜鸿铭死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削发为尼，秉承了父亲的倔强脾气。

这位把中国文化视为珍宝、向西方倾力推荐的人，毕竟获得了西方的尊重；同时，也至少使西方在其文明处于强势的鼎盛时期，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德国作家勃兰特夫人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那么，能写欧洲诗的中国人出生了吗？我们可以回到辜鸿铭的立场，但是估计再也没有他那样的能力和骨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