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特赦 李永忠:制度反腐需设立政改特区 有条件赦免腐败存量

    原标题为:李永忠解读中国反腐新布局

嘉宾观点:

    1,最大的亮点就是全会提出了监督同级党委,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委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同级纪委、纪检组、监察局监督出来的。这不是成千上万个纪委书记他们才干的无能,而是体制的悲哀。

    2,审计署应该离开国务院的序列,直接归全国人大领导,人大是管钱袋子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监督机关,而审计署就是这个监督机关,它不应该到国务院的序列里。

    3,清廉指数很高的现代国家中,应用这种巡视制度很少了,几乎是没有了。而我们用的还是两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方法,只能证明我们沿用的苏联模式的这种权力结构是有严重问题的。

    4,全国人大、国务院各部委都有吊牌,唯独党的机关没有。这就说明我们的地下党思维、革命党思维一直没有解决。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纪委神秘的面纱也在一点点揭去。

    5,在这样一种既没有战争作为反腐载体,又没有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载体的情况下,反腐败只有依靠领导者的权力来成为反腐败的载体——权力反腐。30多年的权力反腐,现在回头来看,两极分化严重了,党群关系紧张了,干群关系疏离了,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6,相当多的一些官员都有灰色甚至黑色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全部马上公开,可能吗?实际上是想法是善良的,做法是幼稚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可悲的。

    7,中央可以画几个县做政改特区,这样既可以搞两新干部先行先试,也可以搞这个县的全部干部马上都把自己的财产公布出来,看看乱不乱,查一个比例,如果没有我们分析的那么高,没有70-80%,如果连50%都不到,最好是10-20%,那行了,这个县的所有干部马上全部推开。成熟了,这个市、这个省、全国就可以开展。

    8,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制度都停留在浅层次,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那个制度反不了腐。我们规定了52个不准,管用了吗?我们规定了12个风景名胜区不准去开会,管用了吗?我们规定了几十个中央级别的红头文件,不准公款吃喝,管用了吗?这些纸上,嘴上的东西,是因为领导人的权力暂时把它压住的,它管用。当这个注意力一转移,领导人一改变,立马就无效了。

    9,苏州的副市长姜人杰、杭州的副市长许迈永都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而苏杭两地是落实这个规划落实得相当不错的地方,他们纪委非常努力,但是,别说市委书记、市长管不住,就连一个副市长都成了严重的腐败分子,双双在2011年7月19日被枪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化改革和推进反腐败均为《决定》重要内容,改革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整体的全方位的改革,但无论哪一种改革,都与反腐败密切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此是否进入了制度反腐的新阶段?今后,中国反腐如何布局?又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中国访谈特别邀请到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请他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中国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制度保障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表述和创新亮点之处呢?

李永忠:我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反腐败如此高度地被全会所重视,并且准确地表达在全会的《决定》中,这本身就是八个三中全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事实。在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制度保证方面,我认为可以用“三、二、一”来概括,也就是《决定》中的第十部分“导语”部分的表述,“三”是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这是“三管”;“二”是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两让”;“一”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入笼”。

“三管两让一入笼”这就是第十部分关于反腐败很重要的一个表述,我把它归纳为着眼于制度、关权于制度、坚持制度、改革制度,达到完善制度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反腐败创新所考虑的:“三管、两让、一入笼”。

李永忠:具体的表述里,我觉得在改革的亮点上,最大的亮点就是全会提出了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党委常委会成员的这么一个提法。在整个的表述中只有31年前的十二大(1982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地方各级纪委对各级同级党委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

十二大《党章》里面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去,从“十二大”到“十八大”,无论是政治报告还是《党章》都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去。即使在2003年,经历了十三年磨一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同样也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去,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禁区、一个空白、一个死角。

所以,我就总结了这么一句话: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委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同级纪委、纪检组、监察局监督出来的。我觉得这不是成千上万个纪委书记他们才干的无能,而是体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