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十位传奇女谍

黄慕兰资料图。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现名黄定慧，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杨开慧等一起从事妇女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将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女性，据说也有以她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黄慕兰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登报结婚。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随后，黄慕兰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后经组织批准，与新任中央委员贺昌结成夫妻。不久，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1935年牺牲)，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并展开疯狂追求。黄慕兰曾向组织提请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却被否决：“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与陈志皋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组织会向中央证明这是服从工作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

在此期间，黄慕兰立下两大奇功。

一是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6月的一天，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一个咖啡馆遇到了陈志皋的同学、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将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第二天，向忠发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闯到周恩来家中，却扑了个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汉年带着黄慕兰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慕兰，你真不错呀！”

第二件奇功，是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分析再三，她向陈志皋提出，拜访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对黄慕兰非常喜欢，主动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但解放后不久，黄慕兰被卷入“潘杨案”，关进秦城监狱，直到20年后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

爱情、婚姻、青春甚至生命，英茵、张露萍、黄慕兰和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谍战女英雄，为信仰，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是国家的英雄！

沈安娜【资料图】

一张1948年国民党六届临时全体会议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主席台致辞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右侧端坐着速记员沈安娜。

1938年，沈安娜奉周恩来指示，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曾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要克制六欲，压抑七情，人的本性被压抑是很痛苦的。”这是外人难以体会、也无法切身体会的。1946年6月，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讲至绝密处，下意识地停顿，接着说：“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这样重要的情报，她只能将要点死死记在心里，过后再偷偷记录，她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用各种方式传递给了延安。

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卧底长达11年，为我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979年12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时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

抗战时，潘汉年化名胡越明。1941年日美谈判失败后，隶属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和中共秘密党员汪敬远等最早发出警告：“日本舰队将袭击珍珠港！”

在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人员老照片前，王馆长介绍说，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打入了南京汪伪军委会，在他的协助下，1945年7月，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找到了我党苏浙军区司令部,将驾机起义的想法和汪伪空军情况向粟裕司令员作了汇报。3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党中央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确定自己化名“左如”以及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黄哲夫代号为“于飞”。此后，黄哲夫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党组织联系。

经过一番筹划，8月19日，汪伪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借给汪精卫专机“建国”号检查之名，将飞机飞到扬州。一下飞机，周致和即与“于飞”联系，请他速给延安发报。8月20日，周致和与“于飞”驾“建国”号专机从扬州飞往了延安。因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建国”号改名为820号。

这是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当年8月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

决战岂止在战场

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前夕，党的隐蔽战线发挥出积极作用。早在1946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遣姚禹谟为首的9名同志打入美军顾问团空军组，成立了地下党支部。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2人，驾机从南京大校机场起义。而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党获取了国民党的芜湖至安庆段江防布置图，策动了江阴要塞和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第二舰队的起义。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渡江先遣队。

走出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时，王生乾馆长握着我的手说：“这些都是解密了的党的隐蔽战线的英雄和事迹。隐蔽战线还有无数的英雄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指示：‘你们只取得了一个胜利，还有一个胜利也就是隐蔽斗争的胜利，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只有取得了两个胜利，我们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

我的心怦然而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序厅的场景又呈现在眼前：地面上蓝色地球与穹顶闪烁的繁星呼应。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日夜守护着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全。

关露【资料图】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

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接受特殊任务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2年5月，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当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担任《女生》的编辑，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关露心中没有把握，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替他们编刊物，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指党组织)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最后七年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张露萍【资料图】

1940年的一天，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这就是震惊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红色电台案”——当时国民党最核心、最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

事发当天，蒋介石怒发冲冠，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险遭撤职查办，史称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耻辱。从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来看，这段尘封的历史将会被更多人所知。

“红色电台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电台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张露萍与他以兄妹相称。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她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后来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涉足“红色电台案”的7名共产党员在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台案”因为缺乏档案资料却成了疑案。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把被当做无名女英雄的张露萍的身份弄清楚。

上个世纪80年代，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澄清了这段历史。

其实，从张露萍牺牲的1945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曾经和张露萍一同关押在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的，《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每年清明都要给“红色电台案”的7名烈士扫墓，因为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他坚信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

晚年宋维静

宋维静同志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资料图】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38年初，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青年时代的陈修良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身世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悟性极高，是沙孟海最得意的女弟子，她性格坚强，思想活跃，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她的母亲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张秋人、罗亦农、赵世炎都在陈家住过。“五三”运动中，陈修良被同学们推举为女师代表到“学联”去，与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同为宁波地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人物。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不久，成为两广团区委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1927年4月，她被组织调往武汉，参加团的“四大”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警予秘书，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冯定、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杨之华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由于出了叛徒，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中，刘少奇准备让她担任华中局妇委书记，但妇委未成立，陈毅委派她担任《新华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她谈话，由于斗争需要，任命她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深入虎穴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她与丈夫兼上级的沙文汉分手时，不觉脱口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沙文汉也口占一首七绝相赠：“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虎穴如今是金陵。”

在镇江火车站乘上了上海至南京的火车，陈修良看到窗外渐渐移近的钟山，不禁感慨万端，她想起了1931年4月在南京牺牲的青年导师、中共五大中委恽代英及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2年7月在南京牺牲的黄励，还有前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孙津川、恽雨棠，共青团市委书记史砚芬……他们都为党献出了生命，不禁默咏起恽代英那首豪迈的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个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开始，她住在地下党员朱启銮家，后来以“姑妈”的身份，搬到中正路武学园3号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就在这里指挥起南京的地下斗争来。那时内战已经爆发，情报工作特别重要，有一次，一位地下党员告诉陈修良，他有个亲戚是军统人员，近来把一包军用密码放在自己家中的箱子里，不知这包密码有没有用，陈修良一听，立刻嘱咐他设法取来看看，那位同志很顺利地将密码取出，原来是一包绝密的电台密码，陈修良立即抄了一封送往上级，结果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震惊国统区的三次倒戈事件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顺利占领南京，陈修良加紧了策反工作，于是，南京解放前夕，出现了三起震惊国统区的倒戈事件。

1948年12月的一天，市委组织策反工作的史永(沙文威)向陈修良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南京空军医院的军医，我党地下党员林诚的挚友，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人要求驾机起义。陈修良非常高兴，立即批准了这次起义计划，并亲自乘火车到上海，向上海局作了汇报，商定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随后，又马不停蹄返回南京，通知了史永、林诚、俞渤等人。12月16日夜晚，俞渤、郝桂林、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成功地驾驶飞机上空，原计划轰炸总统府，但因故未能实施，炸弹落在燕子矶附近，国民党政府紧张的全城戒严，并派出飞机追击，但一无所获，俞渤等安全着落于石家庄解放区。接着，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陆续有飞机起义，投向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凇口外发动武装起义，一时，震惊中外。

原来，金陵大学有一学生地下党员叫王毅刚，一次，他得知“重庆号”有人来暗中找他哥哥王淇(进步青年，原海军少尉)要求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则将此事报告了党组织，陈修良马上找来史永商量。第二天，史永就和王淇在金陵大学见了面，史永鼓励王淇尽快去上海和“重庆号”秘密联系，陈修良接着也亲自赴沪对起义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及提醒注意事项，她满怀感慨地说：“我希望‘重庆号’能成为苏联‘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经过半个月紧张的串联、准备工作，“重庆号”上已形成了三、四十名骨干为核心的起义人员，周围又团结了一批人，这段时间内，陈修良和史永又先后两次赴沪，加紧起义的布置工作，并将此事交给了上海局统一领导。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终于成功起义，驶向烟台解放区。

国民党45军97师是首都警卫师，南京解放前夕驻在板桥。其师长王晏清的舅舅邓昊明及其妻都是邓演达的第三师成员，早年参加过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邓昊明有位挚友陆平，是我党地下党员，从邓昊明口中，陆平得知王晏清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是位思想进步的军人。陈修良听了史永和陆平的介绍，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嘱咐陆平，一有机会就和王晏清谈形势。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双方关系渐渐融洽，最后陆平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王晏清高兴地表示，决心投向人民的一边，陆平及时向陈修良和史永作了汇报，市委再次派史永和王晏清面谈，觉得他正直可信。分手后，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与王晏清共同着手起义准备工作，不料由于缺乏经验，王晏清不慎暴露了起义企图，虽然仓促地将队伍拉过了江，但广大士兵缺乏思想基础，敌人又用飞机撒下许多传单要部队回去，结果，王晏清只带了一个特务连平安到达解放区。这次起义虽然没按原计划完成，但在人们心中投了一颗炸弹：御林军倒戈了，蒋家王朝肯定完蛋了。

归去来兮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师范。

抗战爆发，她随父母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小学教员。

1943年秋，萧明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在有限的资料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庄重地告诉萧明华，做情报工作是危险的，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要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做出决定之前，你可以从容认真地考虑几天。

萧明华陡然立起，坚定地说:“还想什么？！我早就想过多少遍了，请您转告组织，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一个人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死，就无愧于己，无愧于父母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1948年6月中旬，萧明华做好了赴台准备，她甚至放弃了毕业典礼。行前，她专程返回老家，探望年迈的双亲。

此时萧明华的父亲已年近耄耋，母亲也早过了花甲。萧明华满含愧疚地对母亲说:“您和爸爸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个做女儿的，还没有好好地报答你们，不会怪我吧？”

母亲轻抚女儿的双手说:“有你这样懂事的孩子，我这个做娘的就心满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报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

至此，萧明华完成了来台工作的第一步——站稳脚跟。

不久，她的领导兼老师——朱芳春，化名于非，也来到台湾，与萧明华以夫妻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们利用台湾省政府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或讲座，由于非出面讲课，扩大社会影响，从中考察、培养革命骨干。

在此基础上，于非与萧明华组建了“台湾新民主义青年联盟”，把讲习班中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

此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兴奋，一位同志在大学组织的合唱团中教唱《东方红》，歌声响彻整个校园。萧明华得知后，耐心地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诫他，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冲昏头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组织汇报在台工作。上级组织指示他们为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军事情报。

任务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萧明华和于非将“台新盟”转入地下。萧明华负责联络工作，并承担情报资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写。

此外，她还不能耽误学校正常的教学、报社的编辑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萧明华身体更加单薄。同志们劝她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莞尔一笑:“既然我们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贫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统治，宣布全岛“戒严”，台湾岛立刻淹没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临空前的严峻考验。

1950年2月4日，萧明华请三哥萧明柱到自己家中过生日，正当他们欢叙手足之情时，门外传来敲门声，两个陌生人借口请于非演讲，毫不客气地走进房间。萧明华临危不乱，面带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没有发现异状，又没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萧明华立即关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紧张，记住“我们只是兄妹关系，其他没有任何牵连”。

哥哥走后，萧明华立即想办法与于非等联系，将已获得的情报送走。当战友劝她也避一避时，她摇摇头说:“我不能动，现在情况不明，我一动就暴露了。”

两天后的深夜，萧明华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

“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萧明华被捕之初，被关押在人称“阎罗殿”的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处”。

记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阎罗殿”里残暴的“小鬼”们对她施以电椅、老虎凳、捆绑吊打，五天五夜不许她睡觉，妄图使萧明华在长时间的疲劳中失去自制力，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判断，继而从她纤弱的身上得到情报。萧明华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经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她对暴戾狡诈的敌人郑重地宣告:“我是一个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敌人看守所做勤杂工的人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萧明华遭受到的酷刑，她双手被捆吊在梁上，虽满脸鲜血，双手双臂多处骨折，仍然坚强不屈，昏去醒来，也只是对那行刑的狱卒轻蔑地一笑。

在这个年轻纤弱的女性面前，这位勤杂工汗颜自愧，很快找借口离开了那个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军法处”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难友们都知道，那是敌人在为第二天的处决做准备，她们从看守对萧明华的恶劣态度，预感到她们喜爱的明姐将要远离。

难友们紧紧地围在萧明华身边，低声哽咽着。萧明华明白难友们不舍的心思和情谊，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一眼不远处的灯光，又坐在自己的铺位边，微笑着说:“我早有准备。不要紧，大家干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离开家时母亲送的黄杨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头，只好请一直为自己梳头的难友小黄再梳最后一次。小黄流着眼泪，解开萧明华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小心梳理起来……

萧明华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诗集，请难友小廖为大家读《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

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沉静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发和衣装，同难友们告别:“永别了，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她高昂着头站在戒备森严的军警中，听完“军事法庭”的“宣判”之后，她平静地坐下，从容不迫拿起笔，留下了给亲人的最后嘱托……

随后，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师大英烈传》中，有一段萧明华烈士的生平简介，这是关于她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在这个简介中，记者了解到萧明华是父母最宝贝的幼女，在十五六岁时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对她言听计从……这些跟她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她的家人现在身居何处？

采访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了解到曾有一个人为萧明华烈士写过传记，而他就是萧明华的大侄子萧穆(原名萧宏志)。萧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前厂长，少将军衔，曾组织拍摄了《大决战》等多部革命军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萧穆将军在家中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萧明华烈士与他的最后一次通信，在这封信中，除了对亲人的嘘寒问暖，最重要的是“华姑坚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在关于萧穆的介绍中，记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今潮阳市)歧北墟宅美村，那为什么萧明华和他都会出生在浙江嘉兴呢？

萧穆告诉记者，清末，潮阳县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华侨县，因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谋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则投靠各地的同乡会。

“我的祖父萧子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上海的，离开家乡时身上只带了8块银元。”萧穆说，“到上海后依然发现生活难以为继，祖父就把家搬到了离上海很近的浙江嘉兴，在那里做过杂工、厨师、水果商贩，最后经营手工织袜作坊，生活才渐渐安定起来。”

萧穆的父辈均出生于嘉兴，他的父亲是家中老大。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萧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除了一个叔叔和长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父辈大都读到了大学。”萧穆说，“萧明华是祖父最小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里人都叫她‘华宝’。”

抗战爆发时，萧子山的织袜作坊已经在帝国主义大型工业的挤压下破产，为避战火不做亡国奴，萧家历经千辛万苦，举家迁往大后方重庆。

“我的父亲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华姑的学业其实是我父亲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她只比我大7岁，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萧穆说，“小时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当年中学开学时就是华姑送我去的。”

1941年萧明华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选送到在青木关举办的国语师资训练班，学习国语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教学。

“萧明华国语注音符号学得很好，甚至能用国语注音符号写文章，这就为她日后的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穆说。

根据当时的规定，中级师范毕业生必须任教两年方可继续深造。1943年秋，萧明华在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虽然四川白沙是个小城镇，但抗战期间，这里荟萃了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等。

萧穆说:“因为华姑的成绩非常优秀，给台静农等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资料图】

1939年12月21日的傍晚，从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西比利亚皮草行传出了一阵枪声。国民党女特务郑苹如准备暗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事先虽然经过了严密的筹划，却不幸败露。之后，郑苹如又深入虎穴，准备再次暗杀丁默村，最终失败。出于一颗爱国之心，郑苹如舍弃的不仅仅只是自己年轻的生命，还有一段乱世“不了情”。

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当时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丁默村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画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村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夫妇的心意，为防事迹泄漏，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路、戈登路(今江宁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嬲着丁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但对郑苹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村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村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因此在第三天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村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畲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村自然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谎称丁默村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一门忠烈当之无愧！

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郑苹如之母木村花子的中国名字)女士于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

丁默村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关于《色·戒》

在郑苹如被杀后，也有一种说法流传出来———她对丁默村动了感情，因而在服装店里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暗示丁默村有危险，让他得以逃脱。这种说法，被张爱玲在《色·戒》强化。

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而后来，张爱玲和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交往，她从胡兰成口中得知了详细故事。“胡兰成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语苹如、默村事与张爱玲，爱玲乃作《色·戒》小说。然于二人情事，太多渲染云。”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历史真相被掩盖，甚至被歪曲，在流言蜚语下，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被说成是郑苹如设计诱杀丁默村，但对丁默村动了真情，这种说法被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进一步强化。这导致郑苹如以身报国的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外界所知，甚至被诬陷为“迷恋汉奸情人”而一度备受谴责。有学者认为，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然而，更多的人认为，张爱玲为自己从胡兰成口中得知的锄奸故事涂上一层粉红的色彩，但郑苹如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告诉所有人：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小资情调的张爱玲们是永远不会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