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非的文章 沈宏非的文字料理学

沈宏非的文字料理学 朱 伟 我不知道沈宏非一九九九年在《三联生活周刊》开专栏时,为什么毫不犹豫就起了一个“思想工作”的栏名。以我的理解,“思想”可能与“我思故我在”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思辩滚动的空间;而“工作”可能是由此构成的一种戏谑,或者说是游戏。

也就是说,从也许是严肃的思想的推演开始,到戏谑的成立结束。 在《三联生活周刊》请他开专栏之前,其实沈宏非已经以一个食客身份在《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写食主义”的专栏。

我看中他的“写食”,倒并非因为他是唐鲁孙这样的真食客。凭他这样年纪,要说资历实在谈不上。他的好处在没有破落文人的那种穷酸气,倒有直率的味觉欲望与理直气壮对品质吃的津津乐道;其中渗透着现代消费主义的好逸恶劳,在文字料理中又有适应追求文化沙龙气息的读者需求的各种作料。

这个生于上海、落脚于广州,又曾在港台厮混的杂交品种洋文古文、鲁迅福柯并通,聊起天来从最严肃的哲学社会政治到最下三烂的色情调笑,转换得游刃有余。

我因此而觉得实在是个天生写专栏的坯子。 过去的专栏作家或继承过去的文人传统,表面风花雪月,实际软绵绵抒发一点自以为是的温情脉脉;或骂人骂社会,以斗士自居而装假思想家假反革命。沈宏非一方面完全摈弃了那种小桥流水、顾影自怜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完全没有为思想树碑立传的兴趣。

他的兴趣在于乐此不疲地探究类似“思想”与“工作”之间关系的游戏——因为这两个词之间有无穷的意味与各种意味组合的各种关系,这种汉字能指与所指之间所构成的丰富性对他本人与读者都带来无穷的可能性。

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撰文,哀叹王小波之后,《三联生活周刊》的最后一页再难找到作者。有些读者因此而以为我轻视沈宏非的专栏。

实际我想说的是,沈宏非难比王小波。王小波是一个愤怒而嫉恶如仇的诗人,沈宏非是再大的愤怒都会消解成笑谈的实用主义者;王小波是那个思想贫瘠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思想渴望者,而沈宏非是在思想泛滥的年代里囤积太多思想后对思想的解读者。

两者对媒介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价值。 沈宏非写作的工具,我以为是罗兰.巴特与福柯。罗兰.巴特的符号解读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构成他评说流行“思想”的基础。但他既无意于步建构符号学或权力哲学的后尘,也无意于社会生态学的研究与批评,目的只在利用现成的语言工具对某种符号关系的分析与推断。

不仅是洋洋自得于这种推演的技巧表演,而且往往通过这种推演而导出某种品质与趣味的提倡。其叙述常常先给以一种严肃的语态,而推演往往就是戏谑化的过程,戏谑化过程中始终又保持严肃叙事,在这种叙述关系中他自己能感受某种得意与乐趣。

在罗兰.巴特的随笔中,被叙述对象常常在推演中被赋予一种新的意味,典型如艾菲尔铁塔对于巴黎、脱衣舞对于性感。

而沈宏非可能出于对“思想结晶”不敬的本能,往往不自觉地对意味竭尽调侃之能事。我以为,沈宏非专栏的价值可能就在这调侃之能事之上。 相比较而言,沈宏非可称“有闲阶级”——早上可以十点钟还在睡意朦胧之中;在午后慵懒得令人想入非非的阳光下,只要愿意就可以伸展开四肢读书;晚餐之后可以瘫在沙发里与狐朋狗友在酒意熏熏中触摸遍地食色。

因为“有闲”,给他的文字带来相对的松弛,同时也带来相对的“有产阶级”味道。

因为这种味道,可能有些人不喜欢他的专栏。但我想,在解决了基本生活欲望之后,从容易愤怒转为可以调侃而化解愤怒,再转为能从调侃中去追逐一种也许是虚伪的趣味,读者的需求也转为在一天过于紧张、疲劳之后期望轻松、平心静气和注意培养幽默的生活态度,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沈宏非的每期专栏,我以为最出色的就是标题,标题常常就是两个词或者词组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的结构中就赋予了“思想”与“工作”之间的意味。

他自己称这是一种“拼贴”式游戏:在两者构成A与B之后,游戏在两者经纬之间的可能性。这种游戏心态使他在使用信息资源时,不会为知识本身所累,其使用信息也会因为他对“原则”的消解而展现另一种视觉意象。

他以游戏心态对应流行话题,在文中构成了轻灵的姿态。但这等轻灵带来的又是我们经常在其中经常捕捉不到他自己身体的影子,于是在潇洒的推演中有时难免也会有些轻佻。 当今能把千字文写好、写活的人实在不多,所以能写专栏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沈宏非自然成为大家都要的抢手货。

一天一篇地应付下来,“有闲”的心态自然会有磨损,读者于是会过多地挑剔其质量。其实,《思想工作》这个专栏实在是沈宏非费力最多之作。

我们对专栏也应该有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连续不断地一篇篇写,人的状态不可能始终如一,专栏也不可能篇篇都是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宏非这个专栏里,写得好的都是与色与性有点关系的篇什,可见其兴奋点还在“写色”。

“写色”其实最能检验一个人的趣味,沈宏非不管怎样是个想玩、爱玩、会玩而且有趣的人。在我们这块土壤上,写字的人不少,但有趣的人实在不多。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该篇为《思想工作》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