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非过年 沈宏非:过年是道绝对命令 无人敢违抗春节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

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

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

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就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

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

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

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

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