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汤一介 87岁北大教授汤一介去世:一生与中国文化同命

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嬗变——走了30年弯路,后来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邀请汤用彤参与协助北大复校工作。次年夏,汤用彤携妻儿老小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再次年,汤一介从北大先修班正式步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少为人知的是,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曾因读《西行漫记》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国共内战时期,他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并积极学习《反杜林论》等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后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准备撤离大陆,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接走一批著名学者教授,汤用彤先生亦在被接走的名单之列。但临走前,他把机票给了别人,与冯友兰、贺麟等人选择留在北大。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不得不说汤一介的政治倾向影响了汤用彤夫妇的选择。

如果说,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那么在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1949年11月,中共建政没多久,汤一介便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他又被选为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组织委员。在这里,汤一介结识了后来伴随他一生的妻子乐黛云。乐黛云同样是才华横溢,时任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后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他们俩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1952年结为夫妻。

两个追求“革命”的理想青年,办的婚礼也“反传统”,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更让人大为吃惊的是,这位新娘竟在婚礼上讲,“我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后来乐黛云回忆,“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汤一介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以及一些苏联文学作品。1951年,毕业前夕,他被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党校领导对其委以重任,留在党校给学生讲中共党史,后又讲马列主义哲学。五年间,他讲的课程很受欢迎,党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中央党校,他却一直想回到北大,继续自己的哲学家梦。

1956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大,并开始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翌年,汤用彤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从此,汤一介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

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

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汤一介集》自序)

在汤一介的自我描述中,他认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在当时的观念里,哲学家是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这样的人,而哲学工作者负责解释他们的思想,并以此解释历史与现实。汤一介当时对此信之不疑。身为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汤一介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

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乐黛云同志收”。文革开始时,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班子,为毛主席“做材料的工作”。他曾回忆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因为毛主席要读,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 当时他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平反。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当时他不愿再与政治有瓜葛,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