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被朝阳群众“抓住”的明星 一个朝阳群众是怎样被纳入组织的？(图)
传说诞生于案情通报里，传播在娱乐头条中，而后通过层出不穷的网友演绎，演变为神一样的存在。
最开始，他们的存在只在新闻开头的惊鸿一瞥：“根据朝阳群众举报……”然而几次三番出现后，谁都能感知这是一个巨大而神秘的组织——
哪怕他们的神通在通稿里未着一字，但在传说中可以口口相传：全朝阳乃至全北京的风吹草动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吸毒贩毒或卖淫嫖娼等违法现象更有详尽备案的数据库——哪怕在外界看来高高在上、与普通人生活隔绝的明星，也难逃其道高一尺的洞烛。
传说中，朝阳群众成为与中情局、克格勃、摩萨德、军情六处齐名的“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传说中，群众因其与权力核心的远近被分为三类：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群众，以及我们的朝阳群众。
传说中，小区树荫下每一个举着棋子沉吟的大爷，都是韬光养晦的扫地僧；而每一个热心上门收水费的大妈，在那半分钟的谈笑风生里，已经如神探夏洛克般扫描全场，对你的身份做出了基本判断，并收录进自己的数据库。
然而传说只是传说。
在公众的调侃中，朝阳群众为完成一部《监狱风云》的选角操碎了心：从2014年的李代沫、张元、宁财神、房祖名、柯震东、尹相杰到2015年的王学兵、毛宁等，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再到主题曲的词曲演唱，被朝阳群众举报的明星可以全部包揽。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们甚至积极地期待着：下一个涉毒明星会是谁。
2015年，登记在册的“朝阳群众”已达13万人，向公安机关提供情报21万多条，但其中关于吸毒、贩毒的线索其实只有851条，不到0.4%。然而公众印象中的朝阳群众，却仍与举报明星涉毒牢牢绑定。
“朝阳群众基本可以认为是明星吸毒这个话题带起来的。明星吸毒本身是新闻热点，其实也就七八个，但累积起来，就成了现象，而其中的‘群众举报’，也被提炼成话题，之后类似事件每出一个，旧的就又被翻出来。其实警方抓获的非名人吸毒更多，只是明星吸毒受到的关注多。”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解释。
据该知情人士介绍，明星吸毒而且现场被捕，这种现象中举报的朝阳群众并非“普通群众”，“吸毒者选择的场所不固定。而反映有人吸毒的群众，他一定是有那个环境、能接触上他们，起码能接触到这个圈子的。”但涉毒人员一旦被捕，其信息将反馈属地社区，这时朝阳群众就会发挥起作用了：协助公安部门对这些涉毒人员进行日常监控。
华严北里西社区居委会刘春生告诉记者，“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涉毒信息）通常只会告诉邻居、楼长等一部分志愿者，让左邻右舍平时多关注一下有没有异常。”
在记者随潘家园社区民警杨国建日常巡逻时，见他特地找到某楼保安强调：“那个吸毒的这几天回来了，你们重点关注一下。”
“辖区里有7个吸毒者，我们都掌握在册。他们并不一定常住，但一旦回来，周围大爷大妈就会第一时间向我们反馈，谁家的最近回来了，有没有陌生人来串门。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们就找准机会，看他在家的时候上门，带他去验一下。”杨国建解释。
在朝阳群众与明星名人纠缠不休的爱恨情仇中，举报的除了涉毒，还有嫖娼。事实上，2013年，朝阳群众正是因为举报薛蛮子嫖娼而首次登上了娱乐版，而后更有黄海波、王全安的前仆后继。
薛蛮子被抓获后，网上曾有质疑认为朝阳群众不过借口，实质则是警方设套抓捕。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介绍安慧北里多次被举报存在卖淫嫖娼问题——当时警方在安慧北里社区共打掉4个卖淫嫖娼窝点，先后抓获27名（9男18女）犯罪嫌疑人，薛蛮子只是其中之一。
记者重新走访了当时的案发地：安慧北里逸园16号楼。
虽然时近岁暮、天气严寒，室外并没有那么多的大爷大妈走动，但以如今群防群治的标准要求，小区沿街一路上的茶楼、洗衣店、小卖部、早餐铺里都可能配备着无数双眼睛。
而16、18两幢楼偏处一隅，封闭管理，两个出入口都有门卫值守，进门后还有一个水站，而18号楼楼下，便是社区警务站——陌生的出入人员会被人发现，那也是妥妥的。
社区民警杨国建解释，卖淫嫖娼案件主要仍是由治安民警负责：“如果发现酒店门前有发小卡片的，治安民警就会去执法处理。”
普通“朝阳群众”的举报线索可能比较间接：“如果说大爷大妈们，或者停车管理员、房管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孩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还常常不同，那我们就需要排查一下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但这里肯定需要一个寻找证据的过程。”杨国建说。
刘春生介绍，在华严北里，曾有退休老人发现邻居的出租房内有卖淫嫖娼迹象，主动跟社区民警汇报：“发现女孩生活规律不同，白天也不出去上班，来找她的男孩子也不是同一个人，来了之后时间不长也就走了。”
但因为没有实际证据，最后由公安出面联系房主，迫使租户退租：“她（租客）不能自圆其说，虽然没有犯罪证据，但如果真的理由充分，她可以据理力争，不会让她走就走。正是由于心虚，也觉得小区对她来说是不安全的，所以才走的。但对我们来说，就消除了安全隐患。”
年近七旬的老申看起来是每个小区里不限量配置的普通老大爷，穿着朴素，个头与长相也毫不起眼。但凡天不是太冷太热的时候，任何一个老小区的花坛边树荫下都会有这么一群打牌下棋唠嗑的老申。
这一日老申在小区门口下棋，一背着大包的陌生男子走进来东张西望，老申抬眼见了，顺口问了句：“找哪家呢？”
男子看他一眼，不搭理，继续往里走。
“嘿，说你呢！找谁呢！”老申也不顾棋局了，直接拦到那人身前，门口的老头老太们纷纷围了过去。
“你管得着吗？”男子绕了几下没绕开老申，有些恼怒。
老申也不答话，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红袖章抖了一下。固然身后并没有升起光芒万丈的主角光环，倒也令得男子转身朝外走，“随便看看还不行吗。”
“什么叫随便看看，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呢。”老头老太们对着背影犹不依不饶。独老申很是淡定，红袖章随意往兜里一揣，便深藏了功与名。瞬间切换回了普通老大爷模式，继续坐镇棋局。
老申名叫申吉庆，按红袖章上的称号，是一名“治安志愿者”。在他所居住的华严北里西社区，像他一样的登记在册的治安志愿者约有210人。
在过去的10多年里，老申一直用这五个字定义自己在社区中的活动。大约从2014年起，他“转换了思想”，渐渐认可自己是“朝阳群众”的一员——这里的社区民警宋万周与他们碰头开会时，开始用“朝阳群众”来称呼这群社区治安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朝阳群众举报揭发有功的新闻频现，老申觉得自己身为朝阳群众的一员，与有荣焉。
除了治安志愿者，小区还有120余人的党员巡逻队、70到80人的专职巡逻队，以及300余名义务巡逻员、200多名治保积极分子。
这些群防群治力量有重合的部分，很多人可能身兼数职，但加在一起，热心小区治安的“朝阳群众”仍高达近千人。而整个小区，常住人口不过6400多人，近3000户。
虽然履历颇长，但当朝阳群众这些年，老申并没有举报过一例吸毒贩毒或卖淫嫖娼线索，他的主要活动如上文：看院，巡逻，维护小区治安秩序，解决居民困难与纠纷。“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做的工作其实是防患于未然，把违法犯罪扼杀在苗头当中。”老申说。
“‘朝阳群众’一词因为几起明星案件出现后，大爷大妈们的具体工作上没什么变化，但他们的责任感可能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宣讲朝阳群众，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是其中一员，更需要向别人学习，劲儿更大了，很有自觉。”杨国建说。
在网络调侃中，“朝阳群众”是重要情报机构，其组织便是“国安局下属4708部”——朝阳区面积470.8平方公里。
这当然是网友杜撰，现实中的朝阳群众如果说有组织，那也不过是政府目前正大力发展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治安志愿者队伍。
而为这个“组织”布置任务并获得举报线索的“上线”，是社区民警，也就是俗称的“片儿警”。
杨国建1997年开始就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潘家园当社区民警，一开始依靠的群众力量不过几十人。在他记忆中，2006年开始，北京市大力发展治安志愿者队伍，到如今，他的辖区内登记在册的治安志愿者共240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跟杨国建直接提供“情报”——在一个“片儿警”所分管的方圆0.3公里社区内，这个数字只能算是平均值。
“一开始虽然可以发动的群众数量不多，但人口也少，流动也少，街坊邻居都认识。可到现在情况变化了，辖区有38幢楼，4300户，9000多人，老邻居老同事都搬走了，流动人口搬进来了，我们迫切需要为每个单元找一双眼睛。”杨国建告诉记者。
在杨国建看来，主动报名进入“组织”者少，更多的还是“组织”选择目标，吸引、培养“群众”，而对老住户的了解熟悉程度是他选拔、培养“朝阳群众”的基础：“在这儿待久了，就比较了解，这个楼里哪些人比较合适：一是家庭情况，家庭负担不是很重，可以走得出来；二是个人条件，身体可以，年龄也合适；第三是一些性格上的考虑，必须热心公益，正直、正派、公正，愿意为大家服务，也善于观察。”
确定初步人选后，杨国建会与居委会一起讨论，听听大家对候选人的意见，如果得到认可，他便开始找人谈话。“很多人起初不愿意当志愿者，我们的工作是逐步做的，比如先让他参加社区活动，适合中老年的文体比赛，或者跟大家一起开会、培训，一讲一听，他可能慢慢就感兴趣了。”
2014年以来，北京市逐步推行、实施各类群众举报的奖励办法：有具体的物质奖励（比如，涉恐涉暴线索奖励为3000元；涉毒案件举报奖励从1000元到10000元以上不等），也有精神鼓励（社区志愿者的工作会按星级评定）。
但在社区民警看来，这些奖励机制不断激励的，其实是朝阳群众的治安意识。“我们接到过报警，比如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行李箱，或者某些外地牌照的车突然出现在小区里，群众都会非常警惕，打电话给我们去排查。”
刘春生认为，“朝阳群众”的责任感，与他们的社区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对切身利益的维护有关。“因为我们是平安社区、生活环境好，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房价都是偏高的，老百姓要维护切身利益，就更加积极地维护社区安全。”
刘春生还告诉记者，使一个社区居民成为“朝阳群众”一员并不容易，关键就是需要使其建立对社区的认同感，而最适合建立认同的时间，可能是在刚退休之时：“人刚从一个组织脱离出来，变成一个个人。这时候社区就应该吸引他们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组织，找到新的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平台。”
网络上有无数个版本传颂着“朝阳群众”的神通广大：平时唠嗑的一句八卦，广场舞间的一个动作，甚至擦身而过的一个眼神，都可能传达了巨大的信息量。当然，在不了解“组织”编码解码系统者的眼里，可能还是会误会成，这不过是大爷大妈们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
而真实的朝阳群众的日常，一言以蔽之，或许更是监控社区内一切异常现象。比如像前文所述，陌生人进入一个小区，有大爷大妈主动问你找谁家，不一定就是他们热心助人，更可能是你作为陌生人被“朝阳群众”发现了。
在许多物业、安保力量不够的老式小区，“朝阳群众”担负着维护社区治安的功能。小到随便停车、乱扔垃圾、路灯不亮、邻里纠纷等生活细节，大到各种可能的安全隐患、治安险情，都在朝阳群众的日常任务之中。
如老申，虽然身在老式小区，并未有过明星涉毒、嫖娼的举报，但他曾发现三个外国人租住小区内房屋没有登记，告知社区民警后及时进行了登记。也曾发现一家两室户被中介改装成群租房，租给了6个人，由家委会与社区民警一起，让房主收回了房屋。
“哪怕下楼扔个垃圾，都可以留个心，有什么情况及时反映就行。”老申认为。
听起来挺普通的是不是？关于群众对吸毒明星钓鱼执法等传言也被证实是子虚乌有。
华严北里居委会主任刘春生介绍，曾因群众举报，警方在小区内取缔了一个“酒托”咖啡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居民区里开咖啡馆有点不伦不类，门口又聚集了十来个打手一样的人，里面的布局也有点怪。就留了心，再一观察，发现就是诈骗：几个小女孩拉着年轻人进去，以找对象的名义，一杯咖啡卖你几百上千。然后就把它举报了。开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公安部门就把它关掉了。”
刘春生看来，除了打击犯罪、防微杜渐，朝阳群众另外发挥巨大作用的，是邻里间的互助：小区里一位搞科研的老人一辈子没结婚，至今独居。出于关心，邻居志愿者会每天打个电话问候。“有一天，电话不接，敲门没声，灯也没亮，马上报告了社区，发现老人倒家里了。社区就联系消防、救护、派出所、物业联合破门破窗，把人救了出来。”
在重大节日、活动期间，“朝阳群众”也会被安排一些固定值班任务。如华严北里社区，因毗邻鸟巢、水立方，在重要日期内会安排24小时的值班任务。如去年阅兵期间，老申就曾值班至午夜12点，直到居委会工作人员来接替为止。
至于发现情况后如何反映，并不似网上演绎的那样地下党接头般神秘。每个志愿者都有社区民警的电话，如有突发情况可以直接联系。而多数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可疑状况、安全隐患，则可与巡逻组长、楼长等负责人汇报、商讨，根据情况反映到家委会、居委会或社区警。
记者用了半个下午跟着杨国建在潘家园片区巡逻。基本每十米路，都会出现一个过来跟他打招呼的路人。去年年底他换了一部智能手机，花了好大功夫，将3000个群众电话备份到新手机上。“建了一个微信群。”50岁的他有点娇羞地把手机递过来给我们看，群名叫做“朝阳群众@潘007”。相比主动举报，“布置工作”也是发动群众的重要方式。
杨国建告诉记者，虽然发展“朝阳群众”的数量并不直接占其考核指标，但辖区治安状况好坏——关系到个人评级的高低，却与他合作的志愿者们的工作息息相关。据他回忆，在潘家园社区内，去年有人用气枪打坏了一个发廊的摄像头，摄像头最后留下了半张模糊的人像。“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没伤着人，但毕竟是有枪，以后说不好会不会有更大的案件。”杨国建判断。
杨国建先将附近几幢楼的负责人找来问询，并没有得到有效资讯。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一定是周边居民所为。几个星期里，他召集了三四十号人摸排，终于有人认出了摄像头拍到的人像。
这是一个4S店工作的年轻人，杨国建后来在其汽车后盖箱里找到了自行组装的一把气枪及钢珠子弹。审讯时，年轻人供认在网上买的零件组装，共组装了三把，卖了两把。“又赶去把两个买家抓住了，三个人都刑事拘留了。”杨国建说，他也由此立了一个个人三等功。
“大爷大妈的信息量其实是特别大的，收卫生费、登记出租房屋、观察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他们其实对每个人家里情况都有一本帐；而我们可能有一些线索、有一些专业的判断，这时候再结合他们的经验，就能得到很好的配合。”杨国建总结。
许多民警不便出面了解的情况，杨国建会请“朝阳群众”帮忙调查。巡逻过程里，杨国建绕进了一幢楼，找到房管员邓春香，他认为楼上一户居民家中可能有非法光盘，让邓春香帮忙观察。
“没问题。我上她家去就说查暖气，有人说你家暖气漏水。她起码会让你进去，不可能怎么着你，进去了就能看出家里有没有问题。‘哟不是你们家漏的，那就是楼下的事儿了。’不管怎样也对你没敌意，也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她。”邓春香快人快语。
“警察问话时，很多人会有警惕，甚至会有抵触，觉得自己没什么事为什么要被问话。但发动群众就不同了，把志愿者的行动扩大，就能了解更多的信息。”杨国建介绍。
多数情况下，大爷大妈只能监控到小区这一级别，而更多的线索，可能来自一部分有合理理由进入室内的人群，如房管员、电梯工、维修工、保洁员、房产中介，乃至收废品的都是杨国建依赖的信源。“很多人把自行车十块钱二十块钱就卖给收废品的，他就会留意这可能是小偷，跟我来反映。抄水表的到人家里觉得味道不对，可能是吸毒，也会跟我们反映。”
抄水表，抓小偷，紧盯陌生人……这些是朝阳群众们的日常，他们对传说中的那个朝阳群众有些不以为然，“就是因为你们（媒体）曝光这些抓明星的事，大家才更知道（朝阳群众），但我们一直都在做一样的事。”
那些更多的关于举报、协助抓获吸毒明星的故事，在我们的采访里未曾遇到，也未曾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