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照片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简历近况 施一公妻子赵仁滨照片(图)

后记:此文写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37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我爷爷施平出生在这里。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解放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得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很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一心为公”,选择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致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顿完毕后又把照片悬挂在最显著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往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颠簸,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跟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会合,到达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味道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