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简历 屈武:我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五四那一年,我正在西安私立成德中学读书。西安僻处西北,一向是比较闭塞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西安的一般学生感到国亡无日,于是纷纷自动集合,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各中等以上学校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我代表成德中学参加会议。
这个会议决定:西安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组织讲演团,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等。西安学生就这样离开了书斋,走上了街头。
5月下旬,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旗子,举行了西安市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并且在街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讲演的学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讲到最痛切的地方,还有人撕下竹布大褂下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等字。西安学生这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受到当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古城苏醒了。
在示威游行之后,为了使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我们又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邹遵(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牺牲)被选为评议长。学生联合会还出了会刊,经常报道陕西各地和全国学运情形,提出陕西省学生的行动口号,对当时陕西学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全国20几个省的学生以及海外留学生,都先后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通电抗议,查禁日货。6月3日以后,运动又进入新阶段,首先是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为了表达陕西省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我们俩便在6月初联袂北上。
新华门前的怒吼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北京学生运动继续高涨之时。原来,北洋军阀政府自5月4日后,曾连发两道命令,声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在6月4日和6月5日,逮捕了在街头讲演的学生1000余人。
统治者妄想用高压的手段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适得其反。统治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有如火上添油一般,使得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了。当时北京各校代表曾在北京大学红楼开会,并邀请各省市已经到京的学生代表参加,决定到总统府请愿,坚决和反动政府斗争。
大概是在6月5日以后,10日以前吧,确实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人数有一两万之多,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说:“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是,学生们不肯上当,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不得明确答复,誓死不回校。
这样一直僵持到晚上10点多钟,人愈聚愈多,有些过往行人,也参加进请愿行列。特别是一些洋车工人,把一天拉车得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茶水送给学生。这种真诚的支持,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徐世昌看到不见学生不行,才派了他的两位秘书出来传话说:学生可以推派10个代表,到里面受接见。
我被推为十个学生代表之一,由北大学生代表领头,一道进了新华门,到中南海。徐世昌接见的地方,大约就是现在的勤政殿。当时警卫森严,如临大敌。首先讲话的是北大学生代表,他代表请愿群众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
徐世昌对学生的这些正义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他说话的大意是: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
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云云。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驳。我激于一时气愤,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
”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一扭身回里面去了。消息传到外面,激起请愿群众的更大愤怒,要冲进新华门和徐世昌当面讲理,并且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直到夜半1点钟,徐世昌又派了一位代表(据说是内务总长)匆匆出来,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即日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命其拒绝签字。我们还怕这是徐世昌的缓兵之计,所以又要他代表徐世昌一方,我们10个人代表请愿学生一方,立了一个协议书,正式签字画押,请愿队伍才解散回校。
请愿回来以后,我进医院养伤,同伴们不断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被捕的同学已经释放了!”“卖国贼曹、陆、章已经被免职了!”我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也得到莫大的安慰。
黄浦江畔全国学生大会师
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使中国学生切身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感到建立一个全国学生联合组织的必要,而这个组织的地点最好在上海,因为上海交通便利,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于是,从6月起,学运重心便转移到上海去了。6月中旬,北京八校学生代表离京赴沪,开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也接到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电报,派我代表陕西学生前去参加,我便出了医院离京南下了。
我到了上海以后,京、津、宁、杭各校代表已先后抵达。代表们借住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里,并以该校学生组织的戊午学会会址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全国学联筹备会打电报给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各省省议会,农、商、工会,教育会,各报馆,表达了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主张,提出“除恶务尽,再接再厉”的号召。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开成立会,到会的有各省学生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和各界来宾200多人。教育界、商界、工界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17日开会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18日正式选举了全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生自己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在全国学联开会期间,孙中山先生正避居上海。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在1913年发动了赣宁之役,1916年发动了倒袁战争,1917年发动了护法战争,他一次又一次地奋斗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他从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中才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当时学联曾经请他到会讲演⑴,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的讲话大意是: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
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他在1920年1月间“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当时听讲的学生,大多数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少数人认为学生运动应该是“纯洁”的,不应牵连到政治旋涡中去;更有个别无政府主义分子乘机捣乱。据我记忆所及,就有温世琳、华林,在会上发言反对孙中山先生,说什么“过去你利用我们给你抬轿子,抬来抬去没有什么结果,国事愈闹愈糟,就是你们这般人搞坏的,无党派的学生,今后要干自己干,再不会上你们的当”。他的这种谬论,被大多数学生嘘下去了。
会后,经别人介绍,我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宅去拜见他,他很高兴地接见我,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他鼓励我回到陕西以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
重返西安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已到七八月间,天气渐渐热了,我整装重返西安。回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西安中等以上学校的同学,报告了到北京请愿和上海开会的经过,同时也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同学们听了都非常兴奋。
转眼暑假结束了,开学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陕西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一天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哪有心思办什么教育,因此各校教员长期欠薪,生活无着,只得实行罢教,表示抗议。
当时我所上的成德中学,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私人掏腰包办的,他为了装璜门面,所以教薪照发,照常开学。我们知道了别校同学不能开学,也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不愿单独上课,并且根据省学生联合会的决定,联合各校学生,一道到省长衙门向省长刘镇华请愿,要求补发欠薪,使学生早日上课。
由于军警的阻拦,学生们在气愤之下,把大堂上的桌椅器物都打烂了。因为领头的是成德中学的学生,刘镇华和陈树藩一向有矛盾,便根据以往的经验,以为陈树藩有意支使学生给他难堪。
刘镇华找陈树藩,问陈为什么利用学生跟他过不去。当然,我们罢课是为了反对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与陈树藩毫不相干。陈树藩听到了这个消息,也认为是学生给他“眼睛里插棒槌”,给他难堪,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百名马弁,包围了成德中学。
他把所有的学生集合起来,把他平素认为调皮捣蛋的20多个学生叫出来,要我们承认错误,保证以后永不再犯。20几个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没有一个肯承认错误,气得他又吹胡子又瞪眼。
他下命令要马弁用军棍打手掌。他一向认为我是其中最坏的捣乱分子,所以打得特别厉害。最后还把我和陈振荣、陈树屏两位同学扣押起来,关在禁闭室里。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后来有人给我秘密传递消息,说刘镇华不断催逼陈树藩,要赶快处理闹事的学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我再留下去恐怕有生命危险,同时也因为当时在西安已经无法立足,便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逃到当时以于右任为领导的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去谋求新的活动了。
(1979年4月27日)
注解:
⑴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载:孙中山到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讲演为1919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