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超稳定结构 读金观涛先生《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2017-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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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30年前,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部金观涛先生的著作,名叫<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这部著作中,金先生使

30年前,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部金观涛先生的著作,名叫《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这部著作中,金先生使用了结构论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采用了全新的历史分析方法。

金观涛主修化学,与严家其、方励之、温元凯先生一样都是理科生。但是当他们涉足史学、政治学、未来学等学科研究,采用了全新的理科视角和科学分析方法,掀开了中国文史研究新的篇章。

我们知道,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而化学是研究物质结构的科学。在物质结构中,电子围绕着原子核,由其势能的不同,使物质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稳定状态,有亚稳态的、稳态的,还有超稳态的。

金观涛先生使用原子结构理论来观察社会,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呈现出一个超稳定结构。这种超稳定结构表现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和民间乡绅政治构成的“官绅政治”与儒家意识形态、与自耕农经济呈现出高度自耦合的一体化结构。

这种结构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随着土地兼并造成社会无组织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引发社会崩溃,二是随着社会崩溃,无组织力量被消灭,社会组织可实现自我修复。

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个体系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治乱相循,始终无法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是持续性和生命力显现出无以伦比的力量。政治、经济、文化高度自耦合的超稳定结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

而金观涛先生的新作《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依然才有结构论的分析分析方法,揭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必然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事件后金先生一直寄居海外和台湾,这部著作首先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金先生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及其覆灭的整个过程消除了清朝历史中不断发展出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最后一次进行了一体化结构的自我修复。

洋务运动,是外来科学技术对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自耦合机制的一次冲击,但是无法与“官绅政治”与儒家意识形态兼容,无法获得成功。

戊戌运动和君主立宪改革虽然使“官绅政治”开始产生解体的趋势,但无法与儒家意识形态兼容,也必然遭致失败。

辛亥革命的结果,使“官绅政治”解体,整个政治体系陷入混乱,并导致“军绅政治”产生,中国社会出现经济、政治和文化最不能相互适应的状况,民主共和呈现怪像,以至于复辟力量希望通过恢复帝制来挽救秩序。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革新。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自耦合功能的需要相适应,列宁主义和三民主义成为适合中国未来社会结构修复的意识形态的最优的两个选项。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开始建设和改组。而相较之下,列宁主义比三民主义更清晰,而且更有利于在农村“乡绅政治”灭绝后,恢复农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

很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覆灭,也正好消除了国民党政权控制地区社会结构的无组织力量,产生了国民党在台湾的重生机会。

中国共产党在重新建立工业化经济、官僚政治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社会结构中,依据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儒家化,实现了超稳定社会结构建设的卓越成功,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结束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组织解体状态。

然而,金观涛先生认为,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依然无法适应现代化需要,依然无法真正面对开放的国际社会。因此,摆脱超稳定结构,而建立稳态社会结构,仍然是一百多年远未破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