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金观涛 金观涛 刘青峰: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论
方法无处不在。它制约着人们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角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统一的方法吗?方法和研究对象有什么关系?对方法本身的研究又用什么方法呢?这无疑是当前理论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认识论角度讨论了两科结合的方法论问题。——作者
在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不过是笨拙的工具。——爱因斯坦
一 从关于形式和本质的争论谈起
1924年,一位名叫W.J.赖利的学者在研究零售市场问题中,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指出两个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和它们的居民数的乘积成正比,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天体物理学家约翰.施棣华认为这些概念实际上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同型关系被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
1949年,经济学家G.K.齐普夫对这个经验公式加以改进,于1965年创立了所谓“人类行为中最小努力”原则(参见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4、475页)。
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一类方法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和人口流动规律的类同,纯粹是形式上的。应用数学方法充其量只能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和数量关系。难道数学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引用可以解决诸如人口流动、人口增长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吗?这一类问题才是更本质、更重要的问题。
在文学领域中也有类似争论。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对行列式理论卓有贡献,他曾颇有兴致地写了一篇《诗的规律》的论文。论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进行数学分析。近年来一些数学家把倍尔数用来研究诗词格律,发现四行诗只有15种不同的押韵方式(见谈详伯:《奇妙的联系:数学与诗词》,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
象当年预言自然界只存在230种结晶方式一样,这一小小的成果也使数学家感到欢欣。然而,文学家也许会说:你们分析的结论是对的,但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四行诗的押韵方式只不过是诗歌形式问题中的一个小枝节。确实,对于诗歌创作和研究来说,诗歌的内容、情感、意境才是更本质、更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中的例子就更多更典型了。政治经济学家尖锐地批评数理经济学派仅仅研究经济运动的形式,市场均衡也好,边际效用也好,都忽视了市场、商品和经济活动的本质,而只注重了形式和数量关系。
这些争论集中起来看,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统一的方法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只能用来处理形式化问题和定量关系;而社会科学方法则必须遵循从“事物质的规定性”出发的原则,探讨这种质的规定性自身运动的法则。
在处理事物本质问题及其联系上,自然科学方法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社会科学的使命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研究事物发展和运动规律的,因此尽管对象不同,应该具有统一的方法。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确实,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很难判别孰是孰非。尽管如此,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科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理论探索的一种时尚。经济学家建立了许多数学模型来描述各式各样的经济过程,用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来研究和预测价格形成和市场均衡。
历史学家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探讨古希腊城邦战争的规模,出现了计量史学和科学史研究。社会学家则将人口波动过程表达成差分方程,模拟社会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甚至在文学领域中,也出现了接受美学、传播学、诗歌语义学等新分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科学家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虽然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并且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运用大多只是处理枝节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主要是局限于“形式和数量”研究方面。正如考古学中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文物年代一样,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还只是从属性的和技术性的。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还不得不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
那么,在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中,难到存在着在形式和本质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能处于目前这种从属的地位吗?究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统一的方法?这种统一的方法实质上是什么?如果这些关键问题处于若明若暗的五里云雾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为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构造理论的基本过程进行分析。
二 认识论中的两个问题
从认识论上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性认识都基于感性认识之上。研究者必须从广泛地搜集材料开始,然后分析加工材料,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然后提出观点或理论。任何理论总是对它们所依据的材料的反映,概括和解释。
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同,但从认识论一般原则上看,它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也即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为理性阶段这一过程是否能科学地进行,都必定取决于两个重要环节。第一,材料搜集中的经验(包括实验)事实是否正确,是否完备、全面;是否能反映出事物的联系和全貌;第二,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时,理论概括是否科学、是否正确。
如果这两个环节中有一个发生重大差误,那么据此提出的理论必然靠不住。
列宁曾精辟地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自然科学理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如果理论所依据的实验、观察、感觉、经验是不正确的,或者是片面的,偶然的,那么在这种实验基础之上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理论。
因此,从认识论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能正确而顺利地进行。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研究者如何做到在研究中使这两个环节不出差错呢?首先,具体经验事实和材料几乎是无穷多的,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收集在一起。阿兰?佩雷菲特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脑袋里想写一篇论文,谈荷马时代的兵器学。
文献资料越搜越多,浩如烟海。他觉得明智的办法是缩小范围,只研究头盔。但范围还是太大,于是再限定为冠缨。最后他风趣地说:‘今后谁要谈荷马时代、希腊战士的冠缨,就非引用我的论文不可。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商务印书馆版,第422页)这个例子很典型。它说明研究者常用的方法是用严格限定和缩小研究对象来限制收集材料的范围的。这固然使得材料精细准确,为象考古学这样的学科或其他学科提供一种可靠的研究基础,但也必然会使研究领域无限细分,甚至会出现钻牛角尖的趋势。
我们可以问那个青年考古学家,仅仅研究冠缨就能反映古希腊的兵器学吗?应该看到,这种方法特别不适应于整体规律和事物间互相联系的研究。在限制研究对象的一次又一次分割中,事物间的本质联系也往往被割裂了。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很多时候即使对一个具体对象来说,严格限定对象以缩小研究范围,也很难做到使材料充分、完备。
在自然科学中,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广泛收集了当时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知识中的经验事实,写出著名的《物理学》。我们姑且不论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而只是指出人类花费了一千多年的努力才摆脱了它的束缚。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最明显的特点是,把研究对象进行主观分类。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所有这些科学都只是割取存在的一个特殊部分——即某一个‘种’,对它加以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2-243页)。
根据亚里士多德学说,天上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研究对象,因此它们之间不可比,也没有联系,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从直观上看,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知识水平看,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天上的物体做着完美的圆周运动,地上的物体自然趋于下落,做直线运动。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最初构造他的物理学理论时,力学研究的对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而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又用他的理论来规定物理学研究的对象,这样,就束缚了人们的认识。
虽然人们曾千万次看到苹果下落这一类现象,但在伽利略、牛顿作出他们革命性突破以前,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把“苹果下落”原因和天体运动规律当作同一力学研究对象,万有引力定律自然不会被发现。
总之,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任何理性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包括经验和实验),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真理,只要承认我们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在收集取舍材料时往往存在主观性,片面性因而发生偏差,在概括材料进行抽象和推理时也经常失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科学方法论”的本质了。
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探索,方法论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途径来排除这些偏差和失误,使人的认识逐步逼近真理。确实,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在近二千年的发展中,特别是近三百年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相当有效和成熟的研究方法,依靠它可以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谬误的陷阱中较快地摆脱出来,取得长足进步。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社会科学中运用?
三 对经验材料的自组织和理论的自我改进机制
波普有一句名言:“科学经常是错的,而伪科学倒有时是对的”。实际上科学家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以保证他们最初提出理论的时候,所依据的经验事实一定完全正确,也不能保证他们任何一次理论概括都不出差错。科学史证明,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在最初提出时,它所收集的材料都不全面,不能反映本质。
它的理论也不完整,甚至有很大的错误。最早化学家是本着寻找“哲人石”这样的错误目的和理论来设计化学实验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化学家在研究燃烧过程时,还没有把最关键的物质——氧气考虑进去。
今天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磁偏角和磁倾角是揭示地磁现象本质的两个必须考察的变量。然而在罗伯特.诺曼以前,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把磁针不能指向正北看做一种误差。
